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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顺  

2018-06-05 09:21:49|  分类: 读《论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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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这段话,阐述的是人的道德修养阶段。我以为,这是夫子自道,更是现身说法。
  所谓“耳顺”,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什么话都听得进去。然而,耳顺的意义决不会如此单纯。五十已知天命,又过了十年,道德修养进入了更高层次,能听逆耳之言,不足以表达这种境界的高深。
  历代注释《论语》的人不断,据说不少于两百家。我看过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他们对耳顺的理解不尽相同。这不奇怪,注释者所处时代不同,经历、身份、学识、悟性不一,见解自然会有差别。
  东汉经学家郑玄注为“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这差不多是最早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可是,听人说话,能懂得隐含在言辞之内或言辞之外而未露的深意,所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是许多聪明人都可以做到的,不一定非到六十岁不可,所以孔子的本意肯定不尽如此。
  宋代理学家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耳通心,耳顺即心顺,即心通,通到无所违逆,通到不思而得,确是高水平、高境界。不过,此注言简意赅,未及耳顺字面义,一般人理解起来难以通彻。朱熹在另一个地方说“至于圣人,则顺理而已,复何为哉”,倒可以作为补充。宋明理学家解释《论语》,仅从义理着眼,而忽视孔子的经历与实践,不能充分体察孔子平实话语中的蕴藉与意味,因而有意无意中或拔高或曲解了孔子。朱注耳顺的后半句,就不一定是孔子的思想。
  清代读书人焦循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焦循以远古时代舜帝的实例解释耳顺,确实非常具体,但他仍在耳顺字面意义上似的兜圈子,未入精髓。他最后指出耳顺基于圣人之道,才抓住了纲,但由于并未深刻理解,所以只好大而化之,一笔带过。总体看来,焦循的水平还赶不上几百年前的朱熹。
  思之索之,琢之磨之,我觉得古人的理解均言之成理,但都不全面、不圆通,而且除朱熹的注释之外,也都不够深入。
  现当代学者钱穆《论语新解》对耳顺的理解,是我见到的注释中较好的一种。“耳顺者,一切听人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于道有不顺。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己,亦复明于人。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亦复明其何由而为非。一反一正,一彼一我,皆由天。斯无往而不见有天命,所以说耳顺”。其感,其知,其明,一层深似一层,直达上天。钱穆认为,“而立”“不惑”还只是形而下的层次,而“知天命”“耳顺”已是形而上了。钱穆笔下的天与孔子说的天同义,但他们均未解说。孔子只谈“天下”,集中在世间的人与事上面。我以为,天,至高无上,超越一切,主宰一切,可为人所知,不可为人所尽知,它既是世界的本源,又是终极真理;而“天命”则是客观的规律性和外在的必然性。人与天的关系,是人生哲学最根本的问题。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对于孔子所讲的仁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一文中,也提到“耳顺”,他说“‘六十而耳顺’就是顺天命,也就是‘事天’”。这个说法点到了问题的实质。顺天命就是“天人合一”,精神已经升华到与天地相融合,对于“天下”的人和事都能透过其表象,看到通于天道的本质,同时审时度势,随时随地修正自己。
  至此,我以为,我已经弄清楚耳顺的确切含义。不过,我仍在琢磨一个问题:孔子为什么用“耳顺”一词而不选择其他说法?
  古人早就意识到感知和了解事物、社会、自然,要靠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其中以耳目最为紧要,然后汇聚于心。孔子知天命以后,心底愈发澄明,耳闻目睹身外一切,不再有不解,知其皆由天,而自己亦是天的组成部分,天命就是已命,或者说己命就是天命。孔子以他一贯的语气和文风用了平实的“耳顺”。这只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用“眼明”亦无不可。只不过眼观近而狭,耳闻远且广,景入眼内是一个相对静态过程,而声入耳中是一个相对动态过程。“耳顺”比“眼明”更难做到。
  孔子用“耳顺”一词,似乎暗合着他的实际经历与遭遇。孔子六十岁前后的七年,他领着他的弟子在各国颠沛流离的时期,他们的日子过得不是十分顺畅。孔子适陈途中,被匡人围困五日;孔子由曹至宋,险些被宋司马杀掉;孔子适郑,被郑人奚落;孔子在陈蔡之间,被这两个国家的民众重重围困,以至于绝粮;孔子适楚,被楚狂接舆贬为“何德之衰”;孔子由楚返蔡,被隐士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子在各国飘泊十四年,尽管他到处游说,但没有人看重他的学说,他们师生屡遭白眼,频受嘲讽,数遇责骂。除在卫国的日子稍好外,其他多是冷遇。然而,孔子一以贯之,肩负上天赋予的重任,以超然物外的态度面对一切挫折和困苦,他认识到,他个人的种种不幸,是礼崩乐坏的社会所造成的。所以,孔子晚年时总结六十年龄段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以“耳顺”一词表述,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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