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现代化”是个热词，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然而，即便是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标准也一直在探索争辩之中。尤其是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现代化的标准，各不相同。
西方理论家和他们的政治家一样，总是以西方为中心来轻描淡写地谈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和全球现代化的进程、经验及其未来。美国布兰德斯大学的大卫·恩格曼和德国不莱梅大学的科里纳·吴恩格在他们合著的《现代化全球史导引》中第一次承认，美国中心论的现代化历史研究者“把非西方的现代化当成一种应对超级大国冲突的对峙力，而且往往满足于广泛扫描式的考察，并不侧重于特殊的规划”。
西方人早在十四至十五世纪，即使是完成了他们所说的“大发现”之后，也惯常于使用他们传统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研究世界历史。实际上，包括费正清在内的美国传统汉学家及其他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学者，都长期使用美国式行为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宣称中国未能在近代时期成功地“回应”西方的挑战，以至于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成功地走上现代化道路。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主张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模式。在这方面，列维-施特劳斯、德勒兹、福柯以及比他们更早的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和阿尔弗兹·舒兹等人，都试图以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新论述观点，重新评价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文化。
严格地说，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尚未结束，这不仅指现代化在地域上远远没有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实现，而且也指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迄今为止只能说走出了它的第一步。所以西方的现代化只能构成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开端部分。近五百年来西方现代化的世界影响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人类现代化历史经验的一个小插曲。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所要经历的重要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内容、展现方式及其策略原则，远不能单从欧洲或美国、日本等国的现代化历史及其经验和理论来分析，而是必须进行跨国性多学科的全球研究。现代化不只是简单自然的历史进程，更不是可以顺利成功的自我实现过程。它是各个国家和民族自我创造的产物，也是遭遇各种压制和外来遏制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图存自救自强的强有力表现。因此，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国家和民族发自内在需求，并凭借自身生命发展能力的自我创造过程。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近两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特别是中国的前一百年现代化充满悲剧的历史以及最近四十年的突破性积极成果，不但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而且促使现代化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不得不从科学的角度，重新考虑以往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和经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反省现代化在西方维域之外实现的多种可能性。
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化，尤其现在更突出全球化和当代技术的发展。美国德克萨斯州基督教私立贝勒尔大学社会学系肯达尔教授在她的最新著作中把现代化说成“城市化和快速工业化的过程”，英国大百科全书把现代化界定为工业化，并宣称“一切与现代性相关的特征都同二百多年前所发生的导致工业化社会的变化过程相关”。这些界定，在客观上把西方现代化的既定成果列为标准，忽视了西方以外的现代化道路的重大意义。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也都是发生和实施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环境的实际进程。在欧洲范围内，荷兰、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它们的现代化不但各具特色，而且也先后有别。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就像流经各国时空维度内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是一种具有多样性的“流变”，不但不可预测，而且也无所谓“谁对谁错”；它们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以它们自身的状况决定自己的流向，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解决它们所面对的问题。
像中国这样在历史、文化、地域、民族构成及政治经济条件极端复杂的国家，加上人口众多和分布极端不平衡的特征，就更必须根据其具体条件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状况、人民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以及地理条件出发，把现代化既当成实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不断改革的过程，又当成权力、制度及生活三方面，即国家、社会、民众三方面渗透协调交叉的综合性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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