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是对《易经》的第一次系统解释的著作，因为共有十篇文字，故称之为《十翼》。翼是翅膀，这十篇释文就像十个翅膀，使古奥艰深的《易经》得以广泛传播。《易经》与《周易》，不是两名一实的重合关系，而是大小先后的从属关系。《易经》包括三部书：《连山》《归藏》《周易》，即古人说的“上古三易”。
自从阴阳二爻从数字中抽象出来之后，很自然地固定为六十四个卦体，对这些卦体作出有序排列，并且各自给予一个卦名，便诞生了第一部《易经》。
第一部《易经》诞生于夏代初期，其名为《连山》。夏代之前，洪水泛滥，人或为鱼鳖。大禹治水，洪灾顿息，舜将帝位禅让于禹，建立夏朝。由于长期的洪灾，人们对赖以避难的高山心怀感激；洪灾之后的渔猎生活，山上盛产的野果和飞禽走兽，成了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对山的崇拜，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对六十四卦排序之时，象征山的“艮”卦名列榜首，也就顺理成章。六爻重卦“艮”是由两个经卦“艮”相重而成，象征着山连着山。所以，夏代制定的以“艮”为首卦的《易经》，便取名为《连山》。我国最早图腾对象“山”，也因此可以确认。
由渔猎社会转向农业社会，也是在以山为崇拜对象的夏代。个中原因，显然是洪水消减之后，人们纷纷从山上下来，在平原上安营扎寨的缘故。长期的农事活动，使人们对“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粮”的土地产生了感情。于是，由山移情于地的观念随着农事活动的深入展开而得以确立。
商汤取夏政而代之，作为治国之策的《易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编。由于古籍资料的残缺，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改编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商朝初期诞生的第二部《易经》称名《归藏》，可以确定这部《易经》的首卦已由“艮”改换为“坤”。“坤”为地，以“坤”为首卦的《归藏》，表达了商代先人对大地的崇拜，我们祖先由此进入第二个图腾崇拜时代。
商代八百年，是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成熟的农业生产，使先人们意识到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并不取决于土地，而是取决于天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洪涝旱灾，欠收甚至颗粒无收。于是，先人的观念又开始发生第三次转变，即由对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商朝末年，周族领袖姬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姬昌在狱中对第二部《易经》即《归藏》作了全新的编纂，即史称“演易”。经姬昌重新编纂之后的这第三部《易经》，在周朝取代商政权之后正式命名为《周易》，即“周朝的《易经》”。
由于观念的变化，更由于《周易》的诞生，《归藏》自周代始式微，但一直到春秋末期，它还有可能被完整地保留着。《礼记》中记载，孔子为了弄清楚殷商社会的情况，曾专门跑到殷商贵族集居地宋国，寻找并研究《归藏》。孔子说，“吾欲观殷道”“得坤乾焉”。此语表明，其时，《归藏》的首卦是“坤”，第二卦是“乾”。汉代时，《归藏》可能还有较多内容存世，所以有易学家焦竑的“商时讲学者首重在坤”之议论，经学家郑玄在《礼记》注疏中称，“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是亦以《归藏》为殷易矣”。
现在所能见的《归藏》佚文，一为收录在《道藏》中，二为前些年从湖北荆门王家台楚墓中发掘的竹书残简。这些佚文为周文王姬昌“演易”的背景提供了大量信息。
周文王对六十四卦的次序作新的编排，尤其是将第一、第二卦由《归藏》中的“坤”“乾”改为“乾”“坤”，由大地的至尊改为天的至尊。通过六十四卦的排序，系统表达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对事物的类与类之间有机联系的认识。
对照《归藏》佚文，不难发现，周文王“演易”时对卦名作了全面修订。例如，根据字义相同或相近原则，将“马徒”更名为“随”、“蜀”更名为“蛊”、“规”更名为“夫”、“荔”更名为“解”；根据字形相近或相通的原则，将“狠”更名为“艮”、将“毋亡”更名为“无妄”、将“奂”更名为“涣”、将“员”更名为“损”、将“碱”更名为“咸”、将“兼”更名为“谦”；根据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将“濮”更名为“剥”、将“林祸”更名为“临”。此外，还有通过增减字更名，例如将“小毒畜”更名为“小畜”、将“大毒畜”更名为“大畜”、将“散家人”更名为“家人”。
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周文王对卦辞、爻辞作了重新整理和精心编写，使得各卦的卦辞爻辞富于整体性；每卦的卦爻辞，都能完整地反映一类事物情况发展变化的规律，或系统地展示某一思想观念。卦爻辞的譬喻例说，达到了“以言明象”的目的。
从西周到东周，《周易》不仅是周王朝的治国大纲，也是朝廷及贵族决疑解难的工具。《左传》《国语》中的二十多条占筮或援引《周易》决疑记载，便是《周易》权威性和实用性的直接表达。
春秋末期，“善为《易》者不占”成为风气；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他为学生讲《易》，留下解读《周易》的数篇文字，与前人留下的资料性文字合在一起，编成《易传》，遂使《周易》如虎添翼，进入每个读书人的书房，并进而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统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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