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科技与人文互动的历史,有时是和谐的,有时是相悖的;有时关系很清晰,有时关系非常模糊。
早期人类一般以穴居作为主要的居住方式,自从有了农业,人类开始从山地走向平原,由渔猎生活转为驯化、养殖、种植生活,由游动的居住过渡到定居。从那时起,人类的营养变得更加丰富,智力发展很快,进入到智能阶段;同时,定居以后,人口增长也加快。因此可以认为,人类在驯化野生动植物、开创农业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
原始农业以养殖和种植为核心,形成一套科学体系。以农具为例,在旧石器时代还只是渔猎或采集的石器,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刀耕火种了。再如天文和数学,古埃及用天狼星预报尼罗河水泛滥,非常准确;在4500年至5000年前就有了十进制记数,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求解三角形和四边形的面积。尽管处于原始农业文明时期,但种植和养殖已经成为当时核心的社会主导体系。
庄子说,“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是谓同德”。恩格斯认为,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主义。这些都从侧面说明,在当时,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一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而这种制度反过来又推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人类开始敬畏自然,崇拜图腾。
在农业文明的起源时期,正是野生动植物的驯化,开始了初始性的对科技和人文的推动;而氏族制、敬畏自然的人文环境与低科技、低生产力水平,一直是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
进入到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之间仍有着双重的良性互动。那时候,物质循环代谢的总量与人口、需求以及环境的容量相适应,不存在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也不存在环境问题。越是精耕细作,越是科技进步,人类对物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越高,这个循环系统越有效果。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在可再生的生物质闭合式的物质能量循环基础上,与自然和谐并可持续的这种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是完全相适应的。
从哲学基础看,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荀子在《天论》中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这些思想有着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正是基于这一时期数学、天文、地理的进展,先贤圣哲才能提出这些思想。
关于农业方面的诗歌很多,例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些都是对当时农业社会的反映,从中可见农业科技、农业生产、自然环境与人文坏境、生产关系之间的和谐互动与发展。在农业文明时期,农业的社会地位非常高,文学、艺术、哲学、科技无不对农业发展起到良性互动的作用。这也是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
近两百年,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引发了农业的科技革命,进而产生了工业化的农业,即“近代农业”。化学、机械和电力开始进入农业。有了化肥、农药、地膜和拖拉机等能源和物质进入原有的闭合式体系,传统农业变得更加开放了,开始进入一个更大的循环系统。带来的结果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本和高资源环境的代价,农民的收入并不高,而且是不可持续的。人类面临的问题变得越发严重起来。
在近代农业工业化时期,农业的人文环境很不好,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城乡二元论”“价格剪刀差”等思潮和现象,科技、生产与自然是非和谐的模式。在工业文明时期,农业是非主体产业,但又是基础性产业,故近代农业科技突出的正负效应以及对人文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使农业总是处于社会矛盾的中心。
动植物的驯化到金属农具的使用经历了五六千年,金属农具使用到化肥农药的喷洒经历了三千五百年,化肥农药的喷洒到生物技术的应用经历了一百年,现在需要我们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式的生态系统,一个持续的双重互动的生态系统。
从传统的农业理念来看,在后工业文明时期,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双重良性互动的状态,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除了化肥、农药、农机、电力以外,还需要新的科技驱动;二始终坚持开放式循环;三是构建新的人文环境。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农业科技革命在全球兴起,农业科技就不再只是化肥农药的事情了,而是被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阶段和层次。虽然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农业所处的循环系统中存在诸多负面影响,这是由于科技的成熟度还不够,但科技的影响并不绝对是负面的,也可以是正面的。可以通过观念和战略思想的转变,构成工业文明时期农业与人文的良性互动。例如,继承传统的农业理念,即“天地人合一”的思想,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把非良性的农业循环模式转变为良性的循环模式;或通过科技管理进步,使农业科技生产与自然的非良性互动转化为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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