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理论的转向是企业管理基础理论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它还关系到组织理论的自身发展与实践应用。当前,人们从人性前提与组织形态两种不同的角度,对从泰勒、法约尔与韦伯的古典组织理论开始至今的组织理论演进,给出了不同的说明和解释。但无论是人性视角的转向说明,还是组织视角的转向解释,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冲突。
人性线索的转向理论与组织线索的转向理论,是当前关于组织理论转向的两种分析。人性线索的代表性理论出自日本学者铃木博,组织线索的代表性理论出自美国学者理查德·斯格特。
在铃木博看来,组织理论的发展以三种不同的人性假设的逐级变化为基础。首先是“存在于经济合理性中的人”,包括泰罗、法约尔与韦伯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劳动中,人是被赋予工作动机才去工作的,而组织中的个人是构成这个组织的部件,从本质上作为受组织操纵、鼓动和控制的对象而存在。随后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包括梅奥与罗特利斯伯格等人的理论。这种理论把人群视为通过归属于组织、服从于组织的规范而结合的存在。对工作的热情、效率,工作的好坏,是由共同工作的同事之间的社会性关系和相互连接来决定的。最后是“存在于追求自我实现之中的人”,有马斯洛、赫茨伯格、麦格雷戈、阿吉里斯、利克特等人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在工作中通过自律和独立来追求自己的成长,人的动机是由分阶段的欲望结构而形成的,在所有的欲望都已经得到满足之后,人们还将追求自我实现。
然而,“存在于经济合理性中的人”并不能真实地表达人性的全部内容。这一概念,包含着两种可能,即在行动的目标上以经济或物质目标的合理性为标准,或者在行动者的需要上以经济或物质需要的合理性为标准。前者合乎古典管理理论的本意,但后者却与实际情况迥然相异。古典管理理论中的劳动者,实际上并非只屈从于物质刺激。泰罗就非常注意满足工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他提出领导的权力要与员工共享,并把这一观念叫做“参与式管理”。
后两种不同的人性假设实质上并无区别。关于“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铃木博认为,它超越了只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的观点,重视人的态度举止等带感情色彩的侧面,表明工作效率由共同工作的同事之间的社会性关系所决定。但关于社会性的深层分析表明,社会性的实质是非正式组织能够满足人的以“生存安全、人格自由、价值归属”为核心的精神性需要与目标。于是,考虑到“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同样具有物质性需要,考虑到价值归属与自我实现的同一,这种“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的内涵,与“存在于追求自我实现中的人”所依托的马斯洛“层次说”理论并无二致。
斯格特认为,组织理论的转向是由理性系统向自然系统、开放系统的变化进程。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理性系统学派差异甚大:泰勒的研究方法充满实用主义,法约尔领导的管理理论群体在方法上不那么实用,韦伯致力于对新兴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西蒙的方法则是描述性的,而自然系统的分析强调的是组织与其他群体的共同之处。理性系统所赋予组织的特定目标,便被自然系统所强调的更一般的目标所扭曲;理性系统所关注的正式组织,也随之被作为自然系统基础的非正式组织所取代。从而,理性系统模型关注的是组织设计出来的规范结构,而自然系统模型则着重于演进出来的行为结构;开放系统的视角则关注组织与环境的相互依赖,环境被看成是组织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信息与规则的源泉。在开放系统的视角下,组织的边界趋向于模糊与无形,劳动者的工作目标和具体行动并非绝对合理,而是深受组织结构的影响。
斯格特所使用的理性系统、自然系统与开放系统这三个概念并不恰当。首先,斯格特的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界限不清。理性系统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认为结构设置是为了有效地达到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但西蒙的理性系统的结构设置,却难以有效地达到组织的目标。于是,组织必然由于个体对自身利益的优先考虑而成为个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组织的存在便成为组织成员更为关心的焦点,组织遂偏离原有的目标而具有生存色彩,而这正是对理性系统的不足之处进行完善的自然系统。而且,自然系统与开放系统这两个概念也难以区别。斯格特认为,“开放系统的视角强调了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松散性”,组织的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把个体要素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系统边界似乎也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和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的”。但斯格特也同样认为自然系统是自主行为的个体所建构的行为结构,特定组织目标通常被另一些目标特别是生存目标所破坏或扭转,形式上的正式组织也总是被实质上的非正式组织所取代。组织的生存必然引出与环境的互相作用,组织结构应环境而生,环境成为组织结构的基础。于是,组织的边界便不再是固定的,而是趋于弹性或无形;行动者的目标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自然不是全面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或武断的,并随着组织与环境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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