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人注释《老子》,对老子的“道”有了更为充分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比较具体的解说。比如,在讲道生万物时,他说,“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他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汉代人注释《老子》,依据的文本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比如,《道德经》通行本第五十七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所以,在汉代以后,人们阐释和发挥老子的《道德经》大都按照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的。
汉代人注释《老子》,虽然都是围绕“道”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比如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对“无为”的理解等等。《老子》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老子》本文很难看出老子对仁义的反对态度,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汉代人“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汉代人注释《老子》,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思想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老子五千言成为道家的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汉代人对《老子》思想的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择,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的《老子注》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代读书人晁说之所指出的,“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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