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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由来  

2018-02-15 08:21:07|  分类: 读史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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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词出自汉语古典,是一个令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从古代到近现代,其词义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它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这种曲折的流变体现在:从古代的“城中”义到“天下中心”义,进而演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即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引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有“以己为中”的意味,与“以人为外”相对应。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字,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示城垣,其内的“戈”为兵器,表示武装。“國”是武装护卫天子之都的含义,兼有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由“中”与“国”组成“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如刘熙为《孟子》作注所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是指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西周时,“中国”主要包括宋、卫、晋、齐等中原诸侯国,此义的“中国”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有所拓展。二是指国境之内。三是指中等之国。四是指中央之国。《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
  “中国”的含义甚多,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等。
  “中国”原指华夏族活动的地理中心与政治中心,自晚周以来,“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史记·赵世家》中记载,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与叔父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从而壮大“中国”的文化力。发生在赵国王室的这场辩论,给“中国”的含义赋予了文化中,心的内蕴。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江户时称中国人为“明人”“清人”;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丝”,意谓“丝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传》,该传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但这种用例以后并不多见。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史·列传·外夷》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当时,北疆出现了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还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体意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北宋理学家石介著《中国论》,此为首次出现的以“中国”作题的文章,该文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此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的词语,变为接近国体意义的词语。当然,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
  欧洲自十七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时的清朝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
  如果说,十七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那么,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中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
  明未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如瞿式耜《职方外纪小言》云,“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
  清人魏源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列邦皆有自己的“中国”观。《海国图志》中说,“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近代学人皮嘉佑《醒世歌》一文写道,“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
  “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
  如今,人们已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意义和现代意义以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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