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拿起任何一本有关世界史的书籍,稍稍翻看,马上就会感到,依靠国家、民族、文明、文化这些概念单位,在讲述人类历史的整体故事时都不免会陷入某种自我中心,少不了会厚此薄彼,世界史往往讲成了欧洲人或是其他什么人的世界史。
其实,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共生的世界。世界历史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之间的互动,与高水平的外来者相遇,无论是模仿还是拒绝,都会推动文化的运动。这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一书解释了他的这个观点,“简单地说,我的出发点是找出一个特定时代中哪里是最高水平文化中心的所在地,对这种中心进行描述,然后探讨近邻对这样的成就有何反应,这样,由前后相连的历史时期所构成的世界历史的总体框架就形成了”。
事后,麦克尼尔又反思说,他在撰写《西方的兴起》时,并没有完全摆脱汤因比的影响,不同的文明在汤因比眼中更多的是在各自独立地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撰写《权力竞逐》的过程中,麦克尼尔的学术思想开始发生改变。随着时间推移,他日益认识到,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是一个共生的整体,包括所有文明的和未开化的人们,他们之间不断进行着互相影响;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应该首先关注共生的世界体系的变动,关注人类生存的网络性问题,接下来再把不同文明内部以及类似民族、国家的更小的实体内部的发展纳入这个不断变动的整体框架或网络体系之中。
应该说,在撰写世界史的问题上,麦克尼尔的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过去的历史研究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很少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撰写世界史,若是引入环境要素,必然可以帮助人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事件有全新的理解。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越大,地理的、生态的要素在所研究的内容中所占的比例越大,相应地,文化的、政治的要素所占的比例则随之降低。环境史可以照亮人类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有了环境史的加入,人类历史就会越来越立体化。人与自然的互动,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反之亦然。自然物种随人类的脚步而流动,也对人类生活乃至生存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麦克尼尔特别关注到了人类生存的网络性问题。网络,尤其是电子信息网络,在今天已经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了它的力量。其实,网络生存一直是人类发展历史的特征。可以说,人类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处在一种网络状态之中。早在新石器时代,随着语言的产生,先民们通过信息交流和物品互换,使群体之间有了交往和互相影响,逐渐形成大的社会网络。不过,由于地球广袤而人口数量稀少,这一时期的人类网络非常松散。大约距今一万两千年前,人类发明了农业,人口数量明显增加,新型的较为密集的网络开始兴起。大约距今六千年前,由于城市的出现,某些网络变得日益紧密,演变为以都市为中心的网络,第一个都市网络形成于古代苏美尔地区。又过了四千年,大约距今两千年前,随着各种小网络逐渐合并,一个具有关键的历史意义的巨型网络出现了,这就是涵盖欧亚大陆和北非的旧大陆网络体系。1492年前后,一系列的航海大发现,让海道大通,原本相互隔绝的几个大网络得以沟通,真正的世界性网络出现了。最近的一百六十年间,随着电信技术的发明使用,世界性网络迅速电子化,交往内容增多、交往速度加快。时至今日,每一个人都已处于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网络之中。
古往今来,网络性生存始终都是人类生活的关键特征。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所有人类网络,无论大小,都包含着合作与竞争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有网络都存在着扩张的趋势;所有网络对于人类的历史、地球的历史都产生了影响。人类共生的世界体系,是一张无形的巨网。无人不在“网”中,也许这才是更加真实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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