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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录取指标  

2017-10-31 08:47:07|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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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早期,每个行省都有固定的科举录取名额。例如,顺治初年乡试的录取名额分布为:顺天、江南160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都是100名,其他省份递减,最少的是贵州省,乡试录取名额只有40名。
  而会试名额却不固定,或多或少,有清一代,以雍正庚戌年会试录取406名为最多,乾隆己酉年录取96名为最少。
  乡试中,八旗子弟考生另有指标。《清史稿》中记载,“乡试中额,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一”。后来,不再规定八旗子弟乡试时的录取人数,录取多少,临时请示皇帝。
  清初的皇族宗室是不参加科举考试的,但到了乾隆八年(1743),宗人府在宗学中选拔玉鼎柱等人为进士,与普通进士一起参加了殿试,这是宗室会试的开始,但是没实行几次就停了。至嘉庆六年(1801),“宗室应乡试、会试始著为令”,规定宗室乡试九人中录取一人,会试时,“考官酌取数卷候亲裁,别为一榜”。对于这些天潢贵胄的特殊考生,另有一套录取体系,不占用普通考生的录取指标。
  史料表明,清初“达官世族子弟,初制一体应试,而中式独多”,官宦子弟的科举录取率远远高于普通百姓家庭,以致康熙帝也觉得“搢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畯进身之路”,遂“寻诏定官、民分卷之法”,尽可能多给贫寒读书子弟一些出路。
  通观清史,自顺治朝后期开始,科举乡试、会试的录取名额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变动。首先是根据执政需要,调剂科举中式名额。譬如顺治十四年(1657)就要求“视人数多寡定中额”。下届的乡试,即顺治十七年(1660),又“减各直省中额之半”。而在多事之秋的咸丰、同治年间,因为对外对内的军事行动耗资巨大,各行省先后以多种名义向朝廷国库输送饷银各达数百万两。中央政府就根据各省输送饷银的情况,先后增加了各省乡试的录取名额。史书上清晰记载着,咸丰三年(1853)正月“癸酉,以山西、陕西、四川三省绅民捐输军粮,加乡试中额、生员中额”。很明显,这是一种交易。在人类历史上,交易常常以冠冕堂皇的形式出现。
  同时,皇帝的心情也是决定科举录取指标的关键因素。太后、皇帝、皇后过圣寿,或者皇家有大喜事,朝廷往往会举行恩科考试,以增加中式名额。这不仅在清朝鼎盛时期很普遍,即使是清朝末年也有。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明岁皇太后七旬圣寿,语开庆榜,本年为癸卯恩科乡试,来年为甲辰恩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并于下届举行”。这样一来,录取人数增多,皇家开心,读书人也高兴。但遇到皇帝心情不好,读书士子也会跟着“遭殃”。乾隆九年(1744),顺天乡试闹出了“作弊门”事件,当场检查出夹带作弊考生四十多人,吓得三千八百多考生立即放弃了考试,并且,交白卷、没完卷以及答案文不对题的考生还有几百人。乾隆皇帝一气之下不仅处罚了管理学政的几位官员,而且“诏减各直省中额十之一”。《清史稿》中还记载,“雍正四年,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著书悖逆,既按治,因停浙江乡、会试”。可见,清代科举考试录取指标缺少一定之规。
  最耐人寻味的是,清代末年,外国势力也左右着科举考试录取指标。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清朝派李鸿章为全权大使谈判,在各国提出的十二条议款中就有这么一条,“各省有曾经杀戮西人,停止乡试小考五年”。第二年四月,“英人请直隶、山西停考”。尽管张之洞竭力反对,但毫无效果。《清史稿》卷二十四记载,“庚申,诏从各国议,停顺天、奉天、黑龙江、直隶、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南诸省考试五年”。晚清积弱,真是什么怪事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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