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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消防制度  

2017-10-02 09:36:50|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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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消防制度建设,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特点。有些措施,对今天的消防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宋代消防制度的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重视对火灾的防范;设立防火、救火组织;火起时组织扑救;火灾后追究肇事者、负责官吏、趁火打劫者的法律责任。
  火灾的发生,无法杜绝,即便是当今社会也是如此。但在火灾发生前加强防范,尽量避免火灾的发生,配备好救火的人力和装备,一旦有火灾发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扑救,将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则是可能的。宋代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规范日常用火,从火源着手加强预防。宋代百姓日常做饭、照明都离不开火,稍不留意,皆易引发火灾。因此,宋代各级官府都要求辖区居民经常打扫厨房,清除灶前剩余的柴火,防止火从厨房起。此外,还规定“将夜分,即灭烛”。照明的火烛必须及时熄灭,以防夜深人困引起火灾。二是提示在火灾易发地带要加强预防,如《袁氏世范》中说,“茅屋须常防火,大风须常防火,积油物积石灰须常防火”,蚕房因常“烘焙物色,过夜多致遗火”、厕所常倒“死灰于其间”“余烬未灭,能致火烛”,所以在这些地方都必须防火。三是宋朝廷倡导以砖瓦建房,以增强防火能力。宋代房屋多用茅草覆顶。茅草易燃,往往一家有火,殃及邻里。为此,宋朝廷倡导以瓦易草,对军营、官舍、民居分别进行改造。只因以瓦易草需要较大财力,一般老百姓难以负担,只有殷实人家才能负担得起,所以这一举措推行起来有较大难度,但从中可以看出宋人为防火所作的努力。此外,南宋时还采取重点保护政策,在临安府重要建筑物的四周空出一定的距离,以瓦为建筑材料,用来阻止火灾发生时火势的蔓延,当时人称为“瓦巷”或“火巷”。《宋会要辑稿·刑法》中规定,不依令开通瓦巷者,会被治罪,“命官降一官,民户徒一年”。由上可见,宋代官府注意从源头入手,加强百姓的防火意识,避免火灾的发生。
  宋代在京师开封和杭州都设有防火、救火机构。北宋称为军巡铺,南宋称为防火司。北宋开封的坊巷中,每隔三百多步就设有一所军巡铺,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并在地势稍高之处设立望火楼,令专人眺望,以便及时发现火情,尽早报警。望火楼下有官舍数间,驻兵五百余人以备救火。南宋于临安府重要地方专门设置防火、救火机构“防火司”,立望火楼、“多差人兵”“广置器用”“明立赏罚”。在军巡铺或防火司,均配备救火工具,并配备专人负责更新和维修。有火情时,发出救火器具;扑救结束后,将器具收回。工具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除京师外,地方也有类似的防火组织。州县的治舍及牢狱皆于天井四周各置两个大缸用以贮水;百姓家门口处也置贮水之器,《宋史》中记载,广南刘鲠令民家各置一个贮水桶,号“防火大桶”。《州县提纲·修举火政》中规定,除贮水之外,还得有其他救火器具,这些器具必须放在固定、明显的位置上,以便有紧急情况时能“仓卒可集”,不至于火起时“临期张皇,束手无策”。
  宋代救火分为京师与地方两套运行机制。京师救火主要靠军队,由马步军殿前三衙和开封府各自带领军兵救火。《宋会要辑稿·刑法》中规定,救火人员统一编号,火起时发放救火器具;等到火扑灭后,先清查器具、人员,确定都没有问题后才解散救火队伍;救火人员不能随身携带刀、剑等兵器,以防其趁机“邀夺物色”。至于百姓是否参与京师救火,诸文献记载不一:宋初成书的《宋刑统》规定百姓有报告、救火的义务,否则要受到法律惩处;而《宋会要辑稿·刑法》则记载,宋仁宗天圣九年前曾有规定,京师由巡警救火,百姓不能参与,但考虑到有时火起时巡警不能马上就到,为了减少损失,天圣九年又规定百姓在巡警到来前可以救火;而成书于南宋专门记载北宋史事的《东京梦华录》却说,京师救火“不劳百姓”。这些文献记载,可能反映了各个阶段不同的情况。总的来看,北宋救火的主要力量是军队,百姓只是偶尔参与,其原因可能是百姓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统一指挥,不能有效救火,且会增强不必要的伤亡,所以大多时候要求百姓不得救火。《宋会要辑稿·刑法》中还规定,在救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火势过旺、一时难以扑灭的情况,则会根据火势大小将火源周围的建筑物拆除,留出一段距离作隔离带,以阻止火势蔓延。这个方法至今仍在使用。京师之外,地方救火的情况在《作邑自箴》《庆元条法事类》中都有记载。宋代邻保之间有救火的义务。通常是诸州县镇寨的居民每十家结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将各户的户主名录于一牌,盖章或画押后交由甲头保管。火灾发生时,由甲头召集,每家出一人参与救火。火灭之后,再按牌点名,检查是否有人失职没来。如果该到而不到,当事人及相关负责人都要受到惩罚。
  火灾发生后,必须追究肇事者、相关负责人、趁火打劫者的法律责任。对肇事者的处罚区别失火与放火。失火是因疏忽,放火则是故意而为。失火与放火动机不同,受到的责罚也不同。放火的处罚要重,往往大赦时也不会减免。有的肇事者为了逃脱法律制裁,火起后逃跑。为了早日将其绳之以法,宋代制订了赏罚政策,发动百姓,捉拿肇事者归案。捕到凶手后给予赏钱。寄放赃物、包庇犯人之家当在规定日限内自首,否则将会被治罪;官员没有觉察失火、救火不力,或不能捕获肇事者时,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负责官员因没有觉察失火而受到惩罚的例子有很多,如滑州节度使张建丰就坐此免官。官员救火不力也会受到处罚。州城失火,都监应即时救火,由通判监督,违反者,各杖八十。都监、通判虽已尽力,仍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上者,都监、通判则被杖六十,并上报朝廷听候处置。如烧三百间以上,知州也得受到同样的处罚。如果不能将放火者捕获,官员也会被治罪。对官吏的惩罚是为了引起他们对救火的重视,使法律条文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同时促使官吏们积极组织和监督救火,以减少火灾带来的损失。宋代对趁火打劫者的惩处十分严厉,如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内酒坊起火,坊与三司相连,工徒“突入省署”,乘火为盗者有五十人,皆“命斩于诸门”,后经“宰臣极谏”,还是杀了三十八人。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纵酒工为盗,坐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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