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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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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多面皇帝  

2017-08-11 00:09:46|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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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中国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中,秦朝与隋朝最为典型。但隋朝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好像名气并不太大,既比不上秦始皇,更不如他的儿子杨广。也许是秦始皇与杨广都是暴君的缘故,他们敲剥天下、残虐百姓,反而更容易被后人记住。
  其实,杨坚是一个对人类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帝王。在美国人麦克·哈特《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一书中,隋文帝杨坚赫然在册,其他两位中国封建帝王则分别为秦始皇和成吉思汗。与秦始皇和成吉思汗相比,杨坚毫不逊色。中国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杨坚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他完成的政治统一局面维持了三个世纪,作为这项政绩的结果是,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史载,杨坚“有威容,外钝木而内明敏,有大略”。更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个被历史尘埃掩盖的“多面皇帝”。
  开国皇帝大都生活俭朴,因为他们知道创业艰难。但具有杨坚那样俭德的帝王却不多见,这种俭德不但表里如一,而且始终如一。当他在北周做高官时,私人生活就非常俭朴,几乎到了寒酸的地步。等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弼大臣时,依然不改本色,并把俭朴倡导为全朝的风气。当上皇帝后,他以“成由俭、败由奢”作为座右铭。他告诫太子杨勇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隋文帝的内宫,可能是历代最简陋的宫廷了,后妃宫女的衣服及日常用具,均有严格的供应制度,不得逾越私取半毫,若有破损,必加以补缀再用。杨坚的饮食很简单,除了必需的宴会,每餐至多一小盘肉。他本人的寝宫,全是布幔布帐。他摈弃金玉、锦绣与所有器玩。相州刺史豆卢通进献精美的绸缎,他竟下令当殿焚毁,以此阻绝各地官员各种名目的进献。《隋书·文帝纪》中说,“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文帝一朝,上自王公大臣,下到富商大贾,穿的不过是布帛,装饰的不过是铜铁骨角,俭朴蔚然成风。
  但人性是复杂的,多面的。俭朴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倾向,只是没有充分暴露而已。北周的都城设在长安,因长期战乱已残破不堪。新王朝应有万物更新的形象,隋文帝决定在长安另外择地营建新都,命宇文恺主持营造,名为大兴城。隋文帝大量征发民力,集中了全国的工匠,为营筑新都城花费巨额钱财。但为了帝国的形象,他认为无可厚非。公元593年,他又下令在岐州造仁寿官,工程由亲信杨素负责。杨素为了讨得杨坚的欢心,大发役夫,削山填谷。劳工的待遇是非人的,在皮鞭棍棒下,辗转沟壑,死于非命者达万余人,老百姓怨声载道。杨坚得知此事后,有些不悦。但当他看到仁寿新宫时,却为豪华气象笑逐颜开,夸杨素是忠臣。四年后他又大兴土木,从京城到仁寿宫之间,连建行宫十二座,所费人力物力可想而知。坚守俭德是很难的,难就难在要克服追求享乐的欲望。隋文帝的这种欲望稍一松懈,便为佞臣所误。
  勤政使杨坚成为明君。他每天坚持上朝,听取臣下奏报,甚至到日落西山,仍然精神不减地端坐朝堂。他经常利用闲暇,乘舆外出,四处访问,路上遇到上表者,便停下来,详细询问,极有耐心。他还派遣使者去各地采听风俗。由此,官场得失,民间疾苦,帝国的现状,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亲民更使杨坚深得民心。他懂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要保住江山社稷,必须考虑到百姓的利益。即位之初,他就将五千头官牛分赐给贫苦百姓,后来又多次推出降低税役、轻徭薄赋、宽恤民力的政令。关中闹饥荒,他派人前去了解百姓的饮食情况,有人带来百姓吃的豆屑杂糠,他涕泪俱下,遍示群臣,沉痛地自我检讨,为惩罚自己,他撤去御膳,不近酒肉达一月。杨坚到泰山封禅,途中遇到大量饥民,车队行走困难,他下令警卫部队不得驱逐,从而出现奇观,饥民与御仗混同而行。他骑着马,见有扶老携幼者,或引马让路,或为之安慰。经艰险之地,必令左右帮扶百姓。
  在强调儒家以德治国的同时,杨坚偏爱法家,深信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他以势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以术来驾驭群臣,以法来对违法现象矫枉过正。杨坚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变幻莫测,以此不让朝臣熟悉他、窥破他。自坐上龙椅之后,猜忌、严苛、喜怒无常的秉性就暴露无遗。在金殿上打人,是杨坚的拿手好戏。大臣们稍稍不如他意,就会当廷挨他的杖责。他心情不好时,一天要打几次人。他常嫌执行杖责的人下手太轻,甚至怀疑他们手下留情而把他们推出斩首。如此一来,行刑者无不狠如虎狼,故常有人当堂死于杖下。大臣有过失要受罚,但没有过失也会无端遭殃。侍郎辛宣穿红裤上朝,杨坚认为他是为了“厌蛊”,也即是避邪,而穿着避邪的衣服上朝,岂不是视他老人家为邪恶?当即不分青红皂白,推出去砍头。有一御史,奉命监督军纪,有武官军服不整,佩剑没有挂好,御史没有上奏弹劾,杨坚得知,立即下令杀死御史。理由很简单:你是御史,为何放纵他们如此?谏议大夫毛思祖进言劝阻,也被处死。为了明察群臣,他派左右心腹四处打探,官员即使犯有小过失,他也必不轻饶,量以重罪。为了考察官吏是否贪污受贿,他竞搞起“钓鱼执法”的勾当,他暗地派人给朝廷大员送钱送礼物,一旦有收受者,立即处以死刑。
  杨坚到了晚年,用法更加严酷,滥杀无辜。武库院内长了野草,他便杀了武库令数十人。大臣独孤师私下接受了外国客人一只鹦鹉,竟也被他下令斩首。杨坚对朝臣如此,对草民更是视如草芥。开皇十五年(597)的法令公布,“盗边粮一升者,皆斩”。十七年又颁布更严酷的法令,盗一钱以上者皆弃市,知情不报者,连坐。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隋文帝用严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场发生腐败,防止官员不尽职守,防止犯罪现象在民间蔓延。然而他置法律于不顾,凭个人好恶草菅人命,从而制造了恐怖气氛。
  隋文帝杨坚治国确是“大手笔”的。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政治、经济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改革官制,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开创了以后的三省六部制。他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废除州郡自辟僚佐的制度,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均由中央任免。他制定了回避原则,规定省级官员不能在本省做官,以防官徇私情,重用亲友,同时也防止他们建立威胁皇权的基地。在经济上,继续实行均田制与租调方役制,并开创了以交纳绢布代役的“庸”。隋文帝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隋开皇十八年,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这一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出现一个来自社会各阶层、由官吏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具有相当能力的科举机构。
  但杨坚在创新制度的同时,又破坏了一项根深蒂固的旧制度,嫡长子继承制。中国的封建王朝是“家天下”,“家天下”是按照宗法制度父子相传的。因而一个君主是否能够选择到能托付大任的继承人,是保证基业绵延长久的关键。隋文帝在这方面铸下了不可弥补的大错,他强行抛弃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废长立幼,舍弃了生性较为仁厚而不会作假的长子杨勇,却被善于巧言令色、善于伪装自己的次子杨广所迷惑,改立杨广为太子。结果,社稷的继承者成了社稷的掘墓人。
  隋朝二世而亡,隋文帝杨坚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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