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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宗  

2017-07-23 06:24:15|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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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代学术史上,儒宗既是儒学的权威,又是儒生的宗师,因其突出的学术成就,享有崇高的学术荣誉,受到儒生们的普遍尊重,可以视为一个特殊群体。汉代儒宗作为一个群体,有其成长的特殊学术环境,并伴随两汉王朝的盛衰而有所变化。
  西汉前期,儒家经学经秦朝焚书坑儒之劫余,开始复苏,涌现出第一代儒宗。《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第一代儒宗成名于“独尊儒术”之前,堪称儒家经学的奠基者。西汉中期以后,儒家经学处于独尊地位,得到深入的专门研究,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涌现出第二代儒宗。第二代儒宗学有本源,成名于“独尊儒术”之后,作为第一代儒宗的补充,大抵专精于某一部经典,为儒家经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汉时期,儒家经学日益兴盛,今文经学独步学宫,古文经学亦得以发扬光大,学术对垒渐趋淡化,学术融合成为时尚,涌现出第三代儒宗。第三代儒宗或出自朝廷的确认,或出自学界的认同,具有博通的学术气象,不但精通儒学经典,而且涉猎诸子著作,甚至通晓风角、算历、推步诸技,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在这种学术基础上,儒家经学得到融合,开始迈入新的阶段。统而观之,汉代儒宗群体以传承儒学经典为根本,以探究儒家经学为职责,对于引领学术进步,改进汉朝的政治制度,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儒宗的学术探究,大致可分四种类型。一是注重文本整理。如伏胜通过口述方式,保存今文《尚书》;孔安国蒐集孔宅遗物,保存古文《尚书》。二是注重章句解析。自从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后,博士、章句、家法三位一体。博士传授一部经典,只有自创其章句,才能构成一种家法。经过汉代儒宗的编撰,每一部经典都有不少章句读本。三是注重理论发掘。如董仲舒阐释《春秋公羊传》,提出天人感应论、大一统论和三统论;孟喜、京房阐释《易经》,提出阴阳灾异说和卦气说。四是注重学术会通。郑玄以古文《诗》为主,吸纳今文三家《诗》学,著成《毛诗笺》;以今文《仪礼》为主,校以古文《周礼》,另注解《小戴礼记》,通称为《三礼》,都是学术会通的产物。这一系列成就表明,汉代儒宗的学术探究,因为不同的学术取向,有着不同的学术特色。
  为把儒学经典传承下去,汉代儒宗探究儒家经学,构成专门的学术体系。如申培、辕固、韩婴、毛苌探究《诗经》,成为诗学的四大学系: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欧阳和伯、夏侯胜和夏侯建探究《尚书》,成为书学的三大学系:欧阳《尚书》、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戴德、戴圣探究《礼经》,成为礼学的两大学系:大戴《礼》、小戴《礼》;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探究《易经》,成为易学的四大学系: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和京氏《易》;严彭祖、颜安乐探究《公羊春秋》,成为春秋学的两大学系:严氏《春秋》、颜氏《春秋》。这种传统的学术格局,得到朝廷的反复确认,不仅彰显了儒家经学的继承性,而且引领着学术发展方向。
  汉代儒家经学的发展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许多儒宗跻身于朝廷,担任公卿要职,发挥个人政治智慧,推动了汉朝的政治进程。如叔孙通制定朝仪,整饬汉初朝仪的混乱局面;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奠定汉朝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公孙弘建议创办太学,改进汉朝的教育体制和选举制度;刘歆开拓和鼓吹古文经学,给予王莽改制以有力的支持。一些儒宗身在朝廷,仍能保持高尚品德,敢于匡扶正义,搏击浊流,颇受时人称道。如萧望之为人“折而不桡,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斡也”。
  汉代儒家经学的发展与教育事业密切相关。许多儒宗身为博士,亲自到太学执教,把学术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专门培育博士弟子。汉宣帝时期,施雠、戴圣、严彭祖等人参与石渠阁会议,辨析《五经》异同;汉章帝时期,贾逵、楼望、桓郁等人参与白虎观会议,考定《五经》要义,删减《五经》章句。这些活动,大都涉及到儒学教育。特别是东汉后期,私学逐渐兴盛,许多儒宗广招弟子,推动了儒学的传承。
  在学术研究方面,汉代儒宗似有一些不足之处。早在西汉前期,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批评儒家,“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五经》博士设立以后,更是强调师承关系,各以师法、家法教授,导致学术派系林立。《汉书·儒林传》说,经过近百年时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进入东汉时期,章句之学更加泛滥。《后汉书·张曹郑列传》称,“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这种烦琐的学术模式,抑制了学术思想的创新,有碍于儒家经学的新发展。
  作为一个群体,汉代儒宗主要出自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作为官学,占据着正统的学术地位,享有十足的学术霸权。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其他学术流派都遭受到严厉的摈斥,甚至是无情的打击。像杨雄、桓谭、王充等学者,尽管都富于学术创新,取得非凡的学术成就,却因为背离学术主流而长期被忽视或搁置。
  还有一些儒宗,本来以学术成名,一旦步入统治集团,便显露出各种缺陷,招致非议。如叔孙通主持制定朝仪,被擢升为太常,后来一味谄媚君主,为齐鲁之士所轻视。《汉书·匡张孔马传》提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醢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这些儒宗的遭遇既有个人原因,更有制度的决定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难以得到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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