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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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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思潮  

2017-07-19 20:38:03|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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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前期的思想家、政论家贾谊,著有千古名篇《过秦论》,专门论述秦王朝的过失。由于此文为汉代雄文之冠,历代传诵不息,遂造成一种错觉,“过秦”论为贾谊的专利。实则不然。在秦末汉初讨论亡秦过失,并以之作为新王朝统治的历史借鉴,实为前后相承的政治文化议题,甚至称之为一种社会思潮亦不为过。
  如果追溯批判暴秦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战国纷争之时,当时的东方各国甚至习惯于用“虎狼之国”来指代秦国。《史记·屈原列传》记载,秦昭王与楚怀王相约会盟,楚国贤大夫屈原劝谏楚怀王不可赴约,理由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史记·魏世家》记载,信陵君魏无忌对魏王分析秦国的特性,也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蔫,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到秦汉之际,人们对秦朝暴政的认识就更加深刻,批判也更为激烈。秦末农民起义就是受压迫的民众以实际行动批判秦朝的暴政,貌似强大的秦朝,在全民性的反抗面前迅速土崩瓦解。《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在著名的鸿门宴上,勇将樊哙在项羽面前批评秦朝的失误时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由此可见,过秦思潮的出现,有其真实的社会原因,以酷暴为特色的秦朝统治是造成过秦思潮的社会基础。
  秦亡汉兴之后,出于求治的需要,思想家对秦朝失误的总结是相当深刻的,而且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和资政致治的追求。其中,尤其以陆贾和贾谊的贡献为大。《史记·陆贾列传》记载,汉朝开国之初,陆贾就在以刀兵得天下的刘邦面前,极力推崇文治教化的作用,刘邦竟然破口大骂:“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毫不客气地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幡然悔悟,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写出了十二篇文章,“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以刘邦这样的草莽英雄,居然接受“逆取顺守”之策作为根本大计,这对于汉政权的稳定是有大功的。以至东汉时期最有个性的思想家王充,虽对古代圣哲多所贬讥,但对陆贾却是尊崇有加,“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所以,如果从讨论“君臣政治得失”而言,称陆贾为汉初政论第一人也并非虚誉。当然,贾谊的论述自有一番新的境界,“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他还有一句充满历史智慧的论断,“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以陆贾、贾谊为杰出代表的汉初思想家,以秦朝的速亡为例证,冷静地总结历史,批判暴政,劝谏汉朝统治者改弦更张,调整统治政策,这充分彰显了思想家“先知先觉”的思想价值。
  汉代的过秦思潮,涉及面甚广,重点所在,有三端。一是批判秦朝的苛法酷刑。《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陈胜派出的略地河北的将领武臣等人,就曾经以此作为动员当地豪杰共同反秦的理由,“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贾谊揭露秦王“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并指责秦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贾谊认为,这就是天下溃乱的根源。二是批判秦朝残民以逞。秦朝统治者旷日持久地用兵,大规模地兴建宫殿陵寝,无不以役使百姓为前提,民众不堪其苦。对此,汉初政论家多有论及。《汉书·晁错列传》中说,“秦之戌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债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秦朝百姓负荷之重,以至于民不聊生,直到汉代中期还不断有人论及,仿佛依然有切肤之痛。《汉书·严安列传》中记载,“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史记·主父偃列传》中说,“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一个政权与民众为敌,其结局只能是在全民性的抗暴怒潮面前自取灭亡。三是批判秦朝扼杀言路。秦朝推行的文化高压政策,特别是“焚书坑儒”“诽谤之法”,对善意的批评意见给以残酷无情的镇压,导致了士人离心、天下多怨的局面,在汉代思想家看来,这是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贾谊分析说,“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讨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另外一位政论家贾山也持相近观点。《汉书·贾山传》中说,“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自不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媮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秦朝控制舆论、扼杀言路,造成的是万马齐喑的局面,结果是在闭目塞听之中走向了败亡。
  汉政权建立之初,应该如何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当时的统治集团并非胸有成竹。过秦思潮兴盛一时,客观上为统治者提供了历史借鉴。它对于汉初若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起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汉书·循吏列传》在提到治国原则时说,“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一句“反秦之敝”,道出了汉初政治的奥妙,也折射出过秦思潮的现实意义。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与其说受“黄老之学”的影响,不如说是过秦思潮的产物。“逆取顺守”,自此成为历代沿用不替的治国法则。
  以秦为喻,广开言路,成为汉代一切开明之政的源头活水。《汉书·贾山传》中记载,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在这篇上书中,贾山历数秦朝的种种失误,特别强调堵塞言论的弊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汉代批评时政的直言不讳之论,往往与“借秦为谕”密切相关。《汉书·薛广德列传》中说,薛广德上书汉元帝,“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汉书·梅福列传》载,直臣梅福进谏汉成帝,“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这些梗直大臣如此出言无忌,就是由于过秦思潮的影响力足以束缚皇帝的个人意志,使之不敢肆意而行。
  汉代的轻刑安民之政、抑奢尚俭之风,都与汲取秦朝的速亡教训有关,也就是与过秦思潮的积极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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