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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与刑  

2017-07-16 09:52:53|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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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孔子以后,儒家有“内圣”与“外王”之分,孟子一派属于“内圣派”,荀子一派属于“外王派”。习《公羊传》的董仲舒属于“外王派”,重视从制度上实现儒家主张。应该说,这也是《公羊传》为汉武帝所青睐的主要原因之一。汉武帝在典章制度上强化德治的措施,一是察举孝廉制度,二是《春秋》决狱。举孝廉为官,自汉惠帝时期开始,其制度化则是在汉武帝时期。元光元年初,中央政府令郡国各举孝廉一人。元朔元年(前128)又下令,“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从此,孝子与廉吏成为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之正途。《春秋》决狱即以《春秋》作为断案的依据,如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奉旨办理淮南王刘长一案,“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自此,《春秋》决狱开儒家经典法律化之先河。
  不过,汉武帝在重视德治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刑罚的作用。史载,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汉武帝重用张汤、赵禹条定法令。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写道,“汉萧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孙通《傍章》十八篇,及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是为《汉律》”。但实际上,张汤、赵禹制订的不仅仅是《越宫律》和《朝律》。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
  这些律令的特点是以严刑峻法来督责官吏严格执法。此外,汉武帝时期还制订了《腹诽法》《沈命法》等。汉武帝一朝是继刘邦之后汉代立法的第二个高峰期。经过这次修订,法网更密。从此,汉代初年那种约法省禁、漏网吞舟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
  在汉武帝的繁法严刑和当时沉重的赋役负担之下,民不堪命,因而从天汉二年(前99)起,燕赵、江汉等地,百姓蜂起。此外,北伐匈奴之事也接连受挫。朝廷内外交困,社会矛盾日趋恶化。有鉴于此,大汉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颁布了《轮台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罪己诏。在这份诏书中,汉武帝宣布实行政策调整。在统治方式上,从严峻刑法转向宽松温和;在百姓负担上,从横征暴敛转向轻徭薄赋;在经济措施上,从垄断财利转向力农富民;在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至此,德、刑之用方趋适中。
  昭、宣两朝的大政方针是汉武帝《轮台诏》厘定的。当汉宣帝继承帝位时,在思想教育界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公羊学”。汉宣帝深受其祖父刘据对《公羊传》和《谷梁传》态度的影响,在他的直接支持下,《谷梁传》被立为官学,由是《谷梁》学大盛。但在政治统治中,汉宣帝更重视刑罚的威慑作用。据《汉书·盖宽饶传》记载,“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但汉宣帝览奏大怒,下盖宽饶狱,盖宽饶举刀自刭。皇太子刘爽为盖宽饶鸣不平,劝谏汉宣帝重用儒生,也惹得汉宣帝大怒,差点褫夺他的太子之位。直到初元元年(前48)刘爽即位,复重用儒生。儒学不仅在思想界,而且在政治上均取得统治地位。由此德刑并重,成为汉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式。
  德与刑,互为表里。没有德支持的刑,是没有根基的;没有刑支持的德,则有坐而论道之嫌。德离不开刑,刑离不开德,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是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一条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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