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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家制度  

2017-07-14 22:59:36|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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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最初是用来祈福祛灾的,后来才被用于治国。商代人在子虚乌有的鬼神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毕恭毕敬,但仍不免于亡。周代人从商亡的教训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事神敬天之外,还要注意民众的力量。于是在周礼中,伦理性被强化。这就是为儒家所称道的“制礼作乐”的主题思想。从此,礼治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式。因为“礼治”被认为具有很强的等级性和教化性,“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断于已然之后”。所以,历代统治者大都强调要用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而把刑法视为维护统治的辅助手段,从而形成所谓“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
  在夏商周三代,礼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巨大的变革,因而造成礼崩乐坏,暴露出以礼治国的危机。到了战国时期,如何恢复统治秩序、如何治理国家,成了摆在每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面前的重要课题。诸子百家的思想言论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儒家认为“仁者无敌”,所以主张实行仁政德治;法家认为“一民之轨,莫良于法”,所以主张“法令为治之本”;道家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所以主张无为而治。百家争鸣的结果,法家思想在秦国占了上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秦王赢政又采用了法家韩非的法治理论,最后统一中国。但是,法家学说固然有助于秦的统一,而在如何巩固统一方面却暴露出它的弱点,而且法家的所谓“法治”,实际上是“刑治”。法家的严刑峻法、重赋繁役,恰恰成为秦代统治者谋求长治久安的致命伤。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深受秦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重刑轻儒,看不起儒生。陆贾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刘邦张口就骂:“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得也很干脆:“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陆贾给他讲了一通大道理,告诉他打天下与治天下不同,治天下必须以仁义道德为先。刘邦似有所感悟,让陆贾把他想说的话全部写出来,刘邦赐其书名为《新语》。刘邦六十二岁那年,回到故乡沛县,置酒大宴父老。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他特地绕道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中国历史上皇帝祭孔之先河。此番不辞劳苦祭祀孔子的举动,无疑是陆贾的《新语》对他发生了作用。刘邦死后,继位的汉惠帝面对经济残破的社会现实,为了巩固统治,决定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于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很受统治者欢迎。汉惠帝二年,汉相萧何去世,精通“黄老之学”的曹参代为汉相,“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此后,终高后、文、景之世,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执行的都是黄老无为之治。到汉武帝君临天下时,社会经济已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统治者已有条件大有作为,于是黄老无为思想的历史使命也就宣告结束了,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再次面临调整。由于长期执行黄老无为思想,社会形成了若干弊端:纵容诸侯王骄横不法,听任豪强地主兼并不轨,忍受匈奴人不时入侵等等。这种时局迫使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改弦更张,改变政策。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该承认,董仲舒的儒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从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中吸取了许多新的内容来充实自己以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其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刑者,德之辅”。也就是说,他主张儒法并用,德主刑辅。正是从汉武帝开始,汉代逐步确立起一套“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汉家制度”一词,一般概指汉代的典章制度,有时也专指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以“霸”与“王”作为治国之道的是战国时的孟子。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因此,所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荀子则认为,王道、霸道虽有差别,但也可以相通。“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上可以王,下可以霸”,霸道可以补充王道。这就为后来儒家所倡导的德主刑辅思想提供了张本。法家商鞅见秦孝公,说以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弗听;复说以霸道,秦孝公大悦,语数日不厌。孟子和商鞅分别是儒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因此,“王道”和“霸道”就被视为儒、法两家的治国主张。由此可见,“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其核心就是德、刑并用,将法家的刑治与儒家的德治结合起来。
  事实上,刘邦虽是武人,但从夺天下开始就兼用霸、王之道。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写道,“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偕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虽然其后在惠帝、高后、文、景之世皆实行黄老无为之治,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明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就使儒学终于被汉代统治者确认为其统治思想,同时也为此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皇朝奠定了思想统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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