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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大诰  

2017-06-06 23:14:33|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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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明史》,自认为明代尤其是明代初期的普法经验于今仍有借鉴意义。
  明太祖朱元璋对普法的重视实为历代帝王所罕见。明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朱元璋就着手制定大法,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表达了自己的法制宣传思想,“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直解其意,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今吾以《律令直解》遍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自少矣”。朱元璋强调了大明法律的内容必须通俗易懂,以便“使民家喻户晓”。这一条实际上是强调立法的大众化,为普法的深入贯彻夯实基础。
  朱元璋特别重视普法的效果,《大诰》的制定与普及正是他法制宣传思想的集中体现。为了普及《大诰》,朱元璋诏谕,“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朱元璋此举,不免带有随意量刑而破坏法制之嫌,但也足以见出他推行大明法律的良苦用心。由此,《大诰》的普及得到空前落实。既然家中收藏《大诰》可以减等处罚,又有谁敢保证家庭成员终生与法无涉呢?于是,这种强力推行的普法方法大大促进了平民百姓收藏与学习《大诰》的热情,实现了法制宣传家喻户晓的效果,以至于出现了“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的普法盛况,这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搞好法制宣传仅仅依靠强力推行还远远不够,让大明法律植根于民众内心才能实现普法的目的。朱元璋深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如何让基层百姓知晓法律乃是法制宣传的重中之重。于是,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命令省府州县在各乡设立申明亭,“凡一乡劝善惩恶、申明教化之事,俱在此惩戒”“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李章准授于本事剖理”。这两段史料说明,申明亭承载着教化和解纷的双重职能,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派出法庭或基层司法所。掌管申明亭的“耆老李章”是由本乡民众推举出来的公正权威人士,多由当朝致仕的官吏和地方士绅充任,并非国家公务人员,无形中能够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他们不仅精通当朝的法律规定,也娴熟当地的风俗人情,他们对民间纠纷的公正解决本身就是一次次无声的法制宣传。可以说,“耆老李章”的解纷不仅宣传了法律,而且弘扬了道德教化,实现了国法与人情的统一。
  明朝中后期的乡约制度亦是如此,每里为一约,设约正、约副、约讲、约史各二人,每隔半月集合本里人宣讲圣谕、调处纠纷。这些约正、约副、约讲、约史与 “耆老李章”的作用大致相同,只是制度更为完善而已。乡约宣讲圣谕的目的在于教化民众,以利于在本地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调处纠纷的目的则重于法制宣传,以便维持当地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此普法,效果自然会深入人心。
  《韩非子·五蠹》中说,“故明主治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不可否认,奉行法家思想的朱元璋是此言的身体力行者。“以法为教”的关键是各级官吏要首先做到知法守法,因为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其一言一行能对百姓起到“身正令行”的示范作用。《大明律·吏律》中记载,朱元璋要求各级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答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这充分表明了朱元璋对政府管理人员普法的要求,通过行政措施强行要求各级官吏学习法律,督促他们依法办事,以免发生滥用职权、侵夺百姓权益之事。
  不仅如此,即使对于那些官员的后备军,朱元璋也大力推行法制宣传,规定《大诰》为科举考试时的必考内容,要求相关官吏“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以违制论”。客观地说,在视科举出仕为唯一正途的封建时代,这种将法律纳入考试范围的法制宣传方式是格外有效的,同时也为读书人将来当官时明法守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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