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丁浩的博客

用真诚用耐心搬运无尽的琐碎

 
 
 

日志

 
 

天命非常  

2017-06-27 08:55:36|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商周之际,中国的原始宗教有了新的转向,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理性的人文思想逐渐加强,人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促成这种思想转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周人建国历史处境的影响,二是主观上宗教思想转变的结果。
  周从落后的部族发展到统一的国家,其间备尝艰辛。在商代第二十三世王武丁时代,商周之间已经形成敌对状态,武丁数次讨伐周人。此时,殷商文明早已灿烂完备,而周人的文化水准则要落后得多。但是周人毫不气馁,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太王古公宣父率领族人和百姓,跨越岐山,定居于渭水流域,开始有了城邑。势力渐盛后,太王“实始剪商”,展开了对商朝的军事攻击。季历继位,国势日强,不断开拓疆域,征伐诸戎,把势力伸展到汾水流域。此举引起了商朝的不安,季历最后也为商代第二十九世王文丁所杀,开国任务传给了文王。文王逐步消灭外围方国,扩大版图;同时联合诸多方国、部落,结成反殷同盟,以孤立商,继而达到了孔子所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此,文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周公称文王亲自从事荒野田亩的工作;他为人和蔼、善良,待人恭敬,对民众尤其孤苦无靠的人予以保护;他从不敢耽于游乐打猎,而是恭谨地处理政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以求“成和万民”。
  周人在殷商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下,从一个落后的部族,经过长期奋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于在文王之世,达至足可克商的局面。这一漫长的历程,使周人在艰苦的处境下日益体认到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新的局面是他们的历代祖先“经之营之”,逐步奋斗而来的,事情的吉凶成败是他们自身的努力所能决定的。在困境之中,他们觉悟到突破困境只有凭借自身的努力,他们开始具有“忧患意识”,并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上产生出了人的自觉性。这是一种新精神的跃动。正因为有了这种新精神的跃动,才使传统宗教产生了新的转向,古代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对周人来说,克商的行动除了武力的准备之外,还需要上帝的福祐。在当时,这牵涉到政权合法化的根本问题。为此,周人在殷商化的过程中,把商人的祖宗神认同为自己的祖宗神,或者说周人将自己的祖宗神与商人的祖宗神合而为一。通过这种方式,上帝便由祖宗神一变而带有道德神的性质,代表着正义和公道。这样的上帝对于政权的兴替,不再无条件地带着宗族的私情,而是经过公平的选择,其标准则在于政治的好坏和行为的合理与否。周人自信他们之所以能有天下,是因为历代先王的努力,以及“文王之德之纯”,致使上帝降下天命。他们认为,是“皇天改大邦殷之命”,而“兴我小邦周”。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觉意识与上帝观念的转化合而为一,成为人文思想发展的原动力。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天命渐渐从其幽暗神秘的气氛中摆脱出来,成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加以了解、把握的力量,并成为人类合理行为的保障。
  文王死后,武王继位。公元前1027年,武王率众誓师于商郊牧野,一举打败商王大军,纣王自焚,商亡周兴。周虽克殷,但商朝毕竟是传袭数百年的大国,残余势力仍很强大,因此危机并未解除,周人丝毫不敢有所懈怠,仍然小心谨慎,时时警惕。武王因过度焦虑操劳,在克殷后不久便去世了。继位的成王年纪尚轻,由周公摄政。是年秋天,五谷成熟未收之时,天降雷雨,狂风大作,谷物倒仆,大树被连根拔起,国人惊慌不已。随后,监视殷地的管叔、蔡叔联合纣子武庚发动叛乱,形势十分严峻。尽管周公协助成王经过努力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大局,但这段充满危机和挑战的历程,促使周公、召公等人号召全国民众,把建国之初的忧患意识和精神自觉加以继承和发扬。在平定殷乱前夕,周公作“大诰”,以成王的名义说:我这年轻人,“永思艰”。我受到老天的指使,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和艰巨的事情,这使我这年轻人,“不印自恤”。同一时期,周公、召公等人也多次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和谨慎的心态虽为时势逼迫而生,但其发扬仍与上帝是公平正义的观念有关。周人认为天命的依据是人的行为的合理与不合理,因此不能不时时深思熟虑,谨慎行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人发展出了“天命非常”的观念。他们认为,一旦失德,天命就会转向他人。从“天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惟命不于常”等众多表述可以看出,“天命非常”的观念显然已经深深地嵌在了周人的心中。由“我生不有命在天”、一变而为“天命非常”,可以说是古代宗教思想的又一个大突破。
  所谓人的行为包括统治者与民众两个层面。周人深信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天下,完全是因为其统治者尤其是文王的德行,于是统治者便成为天命的具体化,民众可以通过统治者的德行感知天命的变化。在实践中,统治者的德行又是从民众身上彰显出来的,如文王的德行就体现在其“怀保小民”“咸和万民”等方面。因此,对于统治者而言,天命往往显现于民情之中。这样的认识,多次见诸史籍。如《康诰》中说,“天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召诰》中说,“王不可迟缓,要顾忌畏惧百姓的言论”。民心向背可以决定天命的去向,这种民众所具有的决定性地位,使得统治者必须将民众与上天同等看待。因此武王克殷后,一再告诫贵族要保护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避免沉溺于安逸享乐,要竭尽心思治国理政;对待百姓,要像对待患有疾病的人一样,要像保护婴儿一样。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康乐平安,国运才能永远保持。周公曾对召公说过,他所忧者,惟天与民而已。这些殷殷垂诫,充分肯定了民众存在的价值,确认了民众在政治中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文思想中以民为本的观念在殷周之际就已经形成。


  评论这张
 
阅读(3061)|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