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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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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万历皇帝的小金库  

2017-06-21 00:56:41|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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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万历皇帝爱财,史家已有定论。即使在这位享国四十八年的皇帝健在时,手下一些不怕死的大臣如雒于仁等人,便在奏折中直言不讳地指责他贪财好货,一项重要证据,就是万历朝的“矿使”“税使”之害。
  所谓“矿使”,就是万历帝特派宫中的太监,到全国各地开采矿产,然后直接将所得钱财交给宫中,后来发展为派太监出去设卡收税,即“税使”。这两种收入,名义上是国库所有,实际上管理国家公共财政的户部难以支配,而是进了万历帝的“小金库”。
  在中国,最好的发财方式就是和公共权力捆绑在一起。派遣矿监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最初是民间一些奸商,勾结太监说动万历帝。这些矿监、税监,名为皇帝生财,实际上是借此谋私,对地方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看中的矿山,说怎么开就怎么开,而且开矿的器具、民工都由当地政府承担。矿监如果说哪一户人家的宅院或祖坟下面有矿产,那么就要拆掉房子、刨掉祖坟开采,主人要想免祸就必须奉送银两请求网开一面。因此矿监及其随从动辄使用这种恶招敲诈人家钱财。不但普通百姓怨声载道,就连地方官也不堪其苦。如果地方官不配合,他们就上奏某官阻挠开矿,藐视皇帝,轻则免职,重则入狱。太常少卿傅好礼评论此事道:“奸徒从中所得千万,输朝廷者也就十分之一,陛下如此做有何好处呢?”这句话惹怒了万历帝,傅好礼被连降三级。
  因矿税激发的群体性事件接连爆发,一些正直的官员受到牵连。前往湖北征税的太监陈奉,诬陷佥事冯应京等“挠阻税务”,皇帝下旨逮捕。抓捕冯应京的锦衣卫抵达武昌,百姓相率痛哭,数万人围攻陈奉的官邸。陈奉逃到楚王府避难,武昌市民将陈的十六名随从扔到滔滔长江里喂鱼,还打伤了几个锦衣卫,经坐在囚车里的冯应京劝解,市民才散去,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可是这位顾全大局的冯老爷,后来在京城监狱里被折磨致死。
  杨荣被派往云南开采银矿和珠宝矿,还引发了民族矛盾,直接影响到边疆的稳定。其时,西南许多地方已经实行高度自治,地方官不由朝廷委派而是家族世袭。当年朱元璋派沐英等大将进入云南时,丽江木家立即归顺,一向受到朝廷倚重,在当地很有威望。杨荣将丽江府的土官木知府抓进衙门。于是有人杀了一名税官,杨荣便以杖毙千人作为报复。这下当地民众一同起来造反,军民万余人杀死了杨荣及其随行二百余人。
  缅甸借口天朝的税使贪暴,攻陷了蛮莫,有司不得已杀死一位招缅人怨恨的官员,缅甸人这才退兵。万历帝为此事准备严惩当地官民,内阁大臣密嘱皇帝的亲信太监陈矩申述边疆民变加兵变的利害,万历帝这才同意只处死几名带头哗变的军人。明廷的政治生态已经到了如此险恶的境地,内阁大臣要想影响皇帝,居然要走太监的门子。
  自设矿使、税使以来,廷臣谏言废止的不下再份奏章,全被万历帝搁置不议。万历三十二年,万历帝突然生了重病,眼看不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病榻上的皇帝当着大臣和太子、诸王的面,说是要废除矿、税使。众臣弹冠相庆,首辅沈一贯马上拟好圣旨盖上玉玺准备向天下颁布。谁知第二天万历帝的病突然好转,他立刻命令太监去找沈一贯,要把圣旨取回来作废。沈一贯不给,太监向堂堂宰相挥以老拳,抢回了这道已经生效的圣旨。连司礼监的大太监也觉得皇帝如此出尔反尔太过分了,力谏皇帝不要反悔,那位大太监差点儿被恼羞成怒的万历帝手刃。
  矿税之害,一直拖延到万历帝驾崩,此时大明朝已经千疮百孔。
  雒于仁上疏指责万历帝贪财时,万历帝很委屈地为自己辩护说,天下都是朕的,朕用不着贪财。但大量的史实证明他就是个见钱眼开的皇帝。
  对万历帝贪财的原因,朱东润先生曾从万历的母亲李氏出生于山西小商贩家分析,毕竟过于简单。我以为,万历帝贪财,不惜与群臣万民作对,派出太监四处搜刮,充实自己的小金库,恰恰说明他对整个帝国财政的控制力很弱。就如他名义上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法人代表,但并不意味着他能自由地支配这个公司的财务,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财务制度让董事长不能随便花钱。
  明朝虽然没有成文的《民法典》,但有关物权的规则在当时也是得到公认的。以最重要的不动产土地为例,中国皇权时期基本上是官有和私有两种所有制共存,只是不同朝代两种所有制的比例不同而已。明朝也是如此,官有的土地基本上是开国初没收旧朝权贵或开垦荒地而得;它们一部分赐给勋戚亲贵,一部分租给百姓耕种。后来百姓私有的土地比例越来越大,皇室人口繁衍越来越多,到了万历帝时期,开国已经两百年,皇帝手里没多少机动的官田可用来赏赐,最典型的例子是万历帝将钟爱的儿子福王分封到洛阳市,根本凑不够当初允诺赏赐的田地数目。身为皇帝,他也不能随随便便把老百姓的私有土地收为官有。所以明朝后期的皇帝偏爱“打土豪分田地”,以反腐败为借口,没收失势大臣的田地。比如张居正死后,其家族被清算,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巨额家产引起太后和皇帝的觊觎。
  而国库里的财产,万历帝同样不能完全支配。皇家一办事,就要伸手向户部要钱。碰到财政情况好一些的年份,再加上一个恭顺的户部尚书,皇帝的要求也许还能得到满足。万历二十四年前后,帝国打了三场大仗,平定宁夏孛拜和西夏杨应龙叛乱、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史称“万历三大征”。张居正励精图治搞改革攒下的那点家底,三场仗一打,很快就消耗光了。政府的“大财政”情况不妙,供养皇室的“小财政”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明朝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文官制度非常成熟,文官集团势力很大,皇帝说起来至高无上,但在现实中常常要受制文官集团。万历帝在位时,几任户部尚书都是很讲原则的文官,动不动就喊穷。册封东宫、太子大婚、福王之藩,都需要大笔银子,
  皇家的这些重大项目,没有一次户部痛痛快快地给过钱。于是皇帝希望在帝国的财政体系里撕开一个小口子,即建立一套不受户部左右而由皇帝私人支配的财税渠道。
  从周朝开始,政府和王室的财政来源基本上有个分工,天下的田地,其税出归政府,由大司农掌管。而田地之外的森林、河泽、滩涂的渔猎矿产收益归王室,由少府掌管。大司农即后来的户部尚书,他是国家的出纳,只有少府才是皇帝的私人出纳。到汉代也是如此,最初盐铁暴利行业的收益就归少府掌管。万历帝要给皇室建立一个小金库,也就顺理成章地把矿业和商业作为主要生财之道。万历帝还敏锐地看到了当时全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明朝中叶以后,全国特别是江南一带,纺织、采矿以及贸易业已经十分发达,一大批商业性城镇兴起,农业所生产的财富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小农经济是十分脆弱的。耕种者劳苦一年,风调雨顺也就能糊口而已。加一点税,种地的农民就难以承受,很可能酿成巨大的社会矛盾。比如崇祯年间为应付流寇和女真,在土地上派捐,终于导致帝国财政破产。而近现代国家赋税的来源主要是工商业。
  万历帝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做法是错误的。税收不仅仅是政府积聚财富的政策,它应该有引导产业的作用,要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和整个文官集团都没有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皇帝所采取的依然是原始的掠夺式征收,而有良心的文官则要减轻百姓的税负,他们都没想到该如何放水养鱼、培植税源。结果是百姓不满、文官反对,皇帝本人所得的财物有限,造成了三输的局面,真正得利者是那些具体办事的太监及其爪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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