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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约  

2017-06-13 00:56:15|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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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名将袁崇焕曾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的克星。在天启六年(1626)元月的宁远大战和天启七年(1627)五月的宁锦大战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俩都惨败于袁崇焕。只因为魏忠贤阉党的排挤,袁崇焕于1627年被迫离职返回广东老家闲居。没过多久,辽东形势再度危急,朝廷大臣又想到了他。
  于是,崇祯皇帝于崇祯元年(1628)四月下旨,重新起用袁崇焕。他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把辽东军事全权委托给袁崇焕。
  崇祯元年七月,崇祯帝在宫内召见了袁崇焕。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召见一位被他视为“国之门神”的大将,将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对于十七岁的崇祯帝而言,他有少年人的全部优点,他很想有所作为,企图力挽狂澜,改变明朝危急的现状;他办事认真、处事较真,有着对事业的热心,对未来充满理想和希望。同时也有少年人常有的缺点,他非常自信,又急躁、轻信,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情绪上容易大起大落。所以,他下决心快,而决心的改变也快。这就导致了他在待人处世方面的喜怒无常。
  当崇祯帝问袁崇焕关于平定辽东的策略时,袁崇焕说,“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中了。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可荡平辽都,全辽可以恢复”。崇祯帝听后兴奋不已。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君臣之约,便已形成。
  当崇祯帝进屋休息时,参与接见的给事许誉卿悄悄问袁崇焕:“先生用什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却回答,“我这样说,只是想宽慰一下皇上”。许誉卿在崇祯帝身边工作已有一年,对崇祯帝的个性比较了解,马上提醒袁崇焕,“皇上英明得很,怎么能够这样随便应对他呢?到了五年,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呢?”
  为挽回或者说减轻“五年平定辽东”这个约定的负面影响,袁崇焕等崇祯帝休息之后,重新商讨问题时,就提出了粮饷、军事装备、人员调配上各种必须满足的条件,而心急火燎的崇祯帝听说“五年平定辽东”,高兴得头脑发晕,什么条件都一口答应下来。
  从道理上说,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因为崇祯帝根本就没有冷静地想一想,五年平辽的依据是什么;具体的战略方针是什么;五年中需要多少金钱和人力、物力和兵力;没有强大的骑兵,如何与后金展开野战;如果要建立强大的骑兵野战部队需要多少钱;训练这些骑兵需要多少时间。仅凭袁崇焕提出的防守反击的战略,五年之中就能够平定辽东,就能收复辽东失地,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对于这些问题,崇祯帝从来就没想过。
  其实,袁崇焕也没有认真想过。所以,袁崇焕是妄言,崇祯帝是妄信。军中无戏言,君前更无戏言。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皇帝对袁崇焕所说的话可以不兑现,而袁崇焕对皇帝所说的话,就不能不兑现。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过,悲剧应当描写悲剧人物“由顺境转入逆境,其原因不在于人物为非作恶,而在于他犯了大错误”。这就是著名的悲剧人物的“过失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除开其他原因之外,还是自身性格和行为上的某些过失造成的。
  不久,袁崇焕和崇祯帝之间的承诺,就因为崇祯帝所面对的捉襟见肘的财政现状和朝廷大臣扯皮拉筋的争议,而出现了明显的裂痕;由裂痕发展为崇祯帝对袁崇焕的猜疑,又从猜疑转变为不信任,最后从不信任转化为了仇恨。
  袁崇焕赴辽东前线上任之时,边关士兵正因政府欠饷而闹事。他到任后,一边平息兵变,一边不断上报朝廷,请朝廷尽快发饷,以解除眼前燃眉之急。这对于处于财政困境中的崇祯帝来讲,无疑是重大的财政压力,更是重大的心理压力。按崇祯帝所想,袁崇焕不断地催发军饷,无疑是在变相指责皇帝缺乏诚信,违背承诺。崇祯帝的性格中,有着他祖父万历皇帝的吝惜本性,对袁崇焕不断伸手要钱颇为不满。他甚至认为,为什么你袁崇焕带兵,不能做到让士兵“罗雀掘鼠”呢?唐代“安史之乱”时,张巡被安禄山的军队围困在睢阳,苦守很久,军中断粮,士兵们只得张网捉雀、挖地掘鼠来充饥,仍然坚守城堡。你袁崇焕应该向张巡学习。
  众所周知,追讨债务的人,都会引起欠债人不满,甚至遭受憎恨。袁崇焕不断追讨朝廷拖欠的军饷,崇祯帝必然要对他产生厌恶和不满。而此时,袁崇焕又擅自诛杀了镇守鸭绿江口外皮岛的平辽总兵毛文龙。
  皮岛在海上,远离明朝本土,事实上起着牵制后金军事行动的战略作用。毛文龙在皮岛拥兵自重,朝廷难以管束,这就对袁崇焕建立统一的、能快捷运转的指挥系统构成了障碍。
  袁崇焕杀毛文龙时,袁崇焕手下的中军何可刚就对他说,“生文龙,国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何可刚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这利害关系就是朝廷内激烈的党派之争。袁崇焕不是东林党人,但同东林党人有密切的关系;毛文龙则与魏忠贤阉党关系非常密切,是魏忠贤的义子。崇祯帝本人,一方面感到毛文龙难以制约,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皮岛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倚重毛文龙。现在,袁崇焕擅自杀掉了毛文龙,先斩后奏,这是严重的蔑视君权的行为。袁崇焕在杀毛文龙一事上,显出了他倚权自恃和任性而为的劲头。
  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人性格上的优点就是缺点,缺点就是优点。袁崇焕卓越的胆识和率性而为的性格,也就是他狂放轻言和任性而为的性格。这是导致他后来的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毛文龙一死,皮岛、东江镇的人们群龙无首,人心涣散。毛文龙的部下纷纷叛变投金,其中著名的将军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等人受到重用,不仅成为清军入关的急先锋,而且后来都被封为“藩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确是自毁长城的行为。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袁崇焕被捕。崇祯三年(1630)八月,袁崇焕被杀。
  袁崇焕之死,是时代之痛。袁崇焕与崇祯帝的关系,正如现代社会中职场的上下级关系一样。相对而言,崇祯帝是老板。一个能干出成就的老板至少必须具备两个素质:一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充分信任员工,放手让别人去干,即便有所失误、失败,老板要敢于承担责任,以免除员工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体恤员工的难处,以最大的支持去解决员工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从这两点看,崇祯帝不是好老板。他用人时,心存疑心,像防贼似的防备下属。需要用人时,把下属当作人,一旦下属有所失误,就把下属当成走狗,一杀了之。他求治心切,办事急于求成,要求下属办事立竿见影,却又不竭尽全力支持下属。而他狭隘的心胸又容不得下属犯错误,一旦有所失误,就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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