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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场考纪  

2017-05-09 23:37:18|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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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科举制度产生的那天开始,科场舞弊的幽灵便没有离开过贡院的号舍。到了清朝,科场作弊的隐秘手法与猖獗程度都达到了科考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屈指数来,作弊手法竟有数十种之多,诸如徇私请托、夤缘赌买、暗通关节、夹带入闱、场内传递、枪替倩代、冒籍应试、冒名顶考、隐匿捏报、割换试卷、窜写代改、泄漏考题、乱号抄袭、罢考哄闹等等,可谓五花八门。与此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清代官府对科场作弊的打击力度最大,惩处也最严酷。
  关节作弊,是科举时代隐蔽性最强的一种舞弊手段。这种作弊手法始自两宋,盛于明清。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制定了两项在古代科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场规则,一是糊名,二是誊录。糊名,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项用纸糊盖起来,使批阅试卷的考官不知道手头的卷子是何人所作;誊录,则是在考生交卷后,另由考场专雇的誊录人员将试卷重抄一遍,然后再交考官评阅,考生的笔迹考官无法认出,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串通作弊。但就在有了弥封糊名和誊录易书这两项防弊措施之后,又有了新的作弊对策,即订关节、递条子。所谓关节,就是考生与考官约好在试卷内诗文某处用特殊字作为记号,比如用“夫”“也”“矣”这一类虚词作为暗示,大多用在某文开头、某段结尾。作弊者暗订关节的绝招,使得弥封、誊录的防范作用大打折扣。
  在清朝十几起科场大案中,关节作弊案占了很大的比例。关节作弊者一般都是处以死罪。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邺奉命充任同考官。入场前,李振邺拟订了几十个关节条子,叫上在京城偷养的小妾和一个名叫张汉的考生四处兜售,临到入闱时,总共卖出了二十五份关节条子。进入考场,李振邺把所有关节用蓝笔写在一张纸上,让跟随入场的家仆灵秀去查找这些卷子。案发后,李振邺等五名贿卖关节的考官和两名严重作弊的考生被斩,家产全部查抄,各家老幼共一百多人流放关外边地尚阳堡。
  清代的学政执掌一省文教大权,三年一换,属钦差大臣。学政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主持省内的岁、科二试,即在到省的第一年巡视各府、州、县学校,轮回举行岁试,第二年再到各地主持科试,通过岁、科二试,从童生中考选生员,也就是秀才。国家能否通过科举选到真才,读书人能否迈上科考的第一台阶,学政选拔秀才的考试是最为基础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可是,在贪婪腐败的官风下,各省学政往往把一手掌管的秀才考试当成纳贿发财的良机,舞弊之风盛行。
  在清代,各省学政中“校士公明,一文不取”的很难找出几个,而因循营私者则十有八九。河南学政俞鸿图就是这样丧身的。雍正十年(1732),朝廷简派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俞鸿图为河南学政。俞鸿图来到河南后,把学政衙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肥缺,他就像地主收租一样,走到哪里,钱财收到哪里,谁送银子,谁就能当秀才。雍正十一年(1733)四五月间,俞鸿图来到许州主持秀才考试。他与充任提调官的临颖县知县贾泽汉等人密谋,以贾泽汉当时在许州开的一个油店为窝点,通过亲戚、朋友、师生、同乡等各种关系,到处揽生意,四处叫卖秀才。案发后,经查,在许州经俞鸿图之手卖出的秀才总共有四十七名。据河东总督王士俊的奏折说,几位串通贿卖的“合伙人”当初这样议定,每卖一个秀才,收银子四百两,送给俞鸿图每名三百两,剩下的银两由其他人瓜分。若按这一分赃比例进行粗略估算,俞鸿图本人收取受贿银两当在一万四千两左右。对河南学政俞鸿图贿卖秀才一案,经过半年多的审讯,雍正帝最终下令,立即处斩。
  枪替,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经常出现的。所谓枪替,就是请人冒名入场代写试卷。那些受雇替考的人,就叫枪手。枪替现象在考取秀才的初级考试童试中普遍存在,在考选举人的乡试中也时有发生。为制止此弊,顺治年间规定,童生参加县试,必须五位考生互结联保,并由本县一名廪生做担保人;参加府试,除了同考的五个人互结外,还要有两名廪生认保。考场上若是发生枪替之弊,一经发觉查出,互结的五名考生要一同连坐,保结的廪生也要黜革。到雍正十三年(1735),又进一步规定,“枪手代倩,为学政之大弊。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诓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指称买求中式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方充军。其雇代倩代笔之人,照举监生员夹浼营干买求中式例,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保结之廪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
  到了乾隆年间,对枪替的处罚就更重。乾隆四十八年(1783)七月,广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栋的长子岑照赴广西省城参加乡试。入场前,他先到永安州知州叶道和的寓所拜访了两次,恳请这位知州找个有些才学又可以信赖的人代考。叶道和让一位在他的州衙内充当了多年幕友的曹文藻充作考场内的书办,混入场内,替岑照答写了全部三场试卷,事前许诺考中后有谢银三百两。岑照果然高中解元。案发后,乾隆帝做出这样的处理决定:考生岑照、永安知州叶道和,立即处斩;枪手曹文藻等人,秋后处决;岑照的父亲土田知州岑宜栋,罚银五万两。
  柏葰于咸丰六年(1856)升任军视天臣,并且兼职内阁大学士,是朝廷的一品大员。他于咸丰八年(1858)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就在这次科考中,柏葰因为听别人说情,而最终命丧黄泉。
  刑部主事罗鸿绎参加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进入考场前,罗鸿绎找到肇庆府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拟定三场考试所用关节:第一篇,文末用“也夫”二字;第二篇,文末用“而已矣”三字;第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四字;诗的末尾,用“帝泽”二字。就这样,他们一共约定了四处关节,全用在各篇结尾的地方。李鹤龄拿着为罗鸿绎拟订的关节,找到即将入闱充任同考官的同年翰林院编修浦安,请他在场内照应。浦安凭这几处关节,找到编号是“中皿恭字十二号”的卷子,在同考官“荐阅”一栏内写下批语“气盛言宜,孟艺尤佳”八个字,推荐到主考官手中。身为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的主考官柏葰在审阅浦安试卷时,认为该卷才气平平,初步拟定列入备取的副榜,后来连副榜也不上了。浦安得知后,急忙请柏葰带入场内的家仆靳祥出面说情,最终柏葰以第238名举人将罗鸿绎录取。事后,通过关节中举的罗鸿绎拿出五百两银子,分别酬谢柏葰、浦安、李鹤龄、靳祥等人。就是这一纸关节,主考官一品大员柏葰竟人头落地,同考官浦安、考生罗鸿绎以及代拟关节的李鹤龄也一同处斩。
  清代对科场作弊的打击力度远远超过以前各朝。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惩处至为严厉。隋、唐、宋、明各朝对科场作弊的士子只不过处以停考,或流放边地,考官至多是降级革职,在清代则往往是杀头之罪,而且是斩立决,这点尤其是在清朝前期执行得十分坚决。二是惩处制度化。以往各朝大都对科场作弊做个案处理,灵活性较大,到了清代就形成了具体的《钦定科场条例》,内容十分详细。当然,到了清朝后期,科场衰败,考纪废弛,对科考作弊的惩处也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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