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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清代的科举  

2017-05-09 23:36:09|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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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隋朝到清朝,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对于从这套制度中艰难竞奔、脱颖而出的状元,人们往往持鄙夷的态度,认为他们有虚名而无实学。其实不然,考察清代百余名殿试首冠之士,透过他们家世、学历、政绩和才识,可以对这项在世界上曾经很有影响的选官制度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认识。
  清代的会试、殿试,始于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止于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前后共举行过112次。由于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和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为满、汉分榜,每科有2名状元,故112科中,共取一甲进士114名。
  清代科举报考,有一定的限制:籍贯无误,家世清白,非出身倡、优、隶、皂之家,及未居父母之丧者,方准应试。除此之外,上自仕宦之家,下至寒微之士,均可报考。当然,求学读书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家境过于贫寒,自然无力攻读应试,但这并不是政府规定的报考条件。科举考试是一场公平竞争,许多寒微之士通过勤学苦读脱颖而出。
  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由两大等级构成。帝王、贵族、官僚拥有世袭、封爵、仕籍等一般平民多不能拥有的特权,属于“官等级”。各种生产者、未入仕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农工商,属于“民等级”。在现存的史料中,能够准确查考出清代57名状元的家世出身,依据他们父辈以来的社会地位,可以将他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仕宦家庭出身。凡父辈有举人以上功名曾充任知县以上官职者,属于此类。在封建社会里,他们属于官等级。这类家庭出身者有29人,占51%。其中,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总督、巡抚等人的子弟,不足10人。第二类,士人家庭出身。凡父辈虽为读书人,但无功名及官职者,属于此类。其中,有的家境十分贫困,称为寒士之家。这类出身者有20人,占35%。第三类,其他家庭出身,如商人、农民等。他们的家境贫富不一。这类出身者有8人,占14%。这第二、第三类家庭出身的人,属于民等级。在57名状元里出身于“民等级”的占49%。
  在科举时代,元魁鼎甲极难获中,读书人莫不以独占鳌头为殊荣。仕宦人家子弟在物质与文化方面拥有种种有利条件,在角逐中无疑处于优势地位。即使如此,普通读书人与其他家庭出身的读书人,由于勤勉和才智卓绝,在清代状元中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如秦大士、王杰、姚文田、萧锦忠、洪钧、张謇、刘春霖等,都是出身寒门而卓然举首的典型。王杰早年丧父,靠抄写收入养母,艰苦备尝;洪钧少时家贫,曾令习贾;刘春霖出身贫农,日间务农,晚上苦读,深夜饥肠辘辘,曾私取邻居家晾晒的酱麴充饥。这些事实,充分表现了科举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
  科举制自实行之日起,便伴有诸多弊端。延至清代,法久弊多。但清廷为了甄拔寒畯、遴选真才,采取了严禁营私舞弊、严格科场纪律、裁抑大臣子弟、屡兴科场之狱等诸多措施。清初,达官世族子弟中式者独多,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除临时加以裁抑外,还制定官、民分卷法,分额取中。并有科场回避条例,防范日严。唐宋时期,科场案少且处罚轻,不过革职、降秩而已。清代迭兴科场案,对违法者往往处以极刑,且殃及亲属。如顺治丁酉乡试一案,斩考官7人,流放100余人。唯其如此,才基本上维护了科举选士的公正原则。所以,魏源称科举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公”。梁启超说,“科举,法之最善者也”“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关于清代历科状元廷试首冠时的年龄,在目前能够查到的66人的情况中,岁数最小的是于敏中和戴衢亨,均为24岁;最大的是王式丹,59岁。在26岁至45岁之间抡元者最多,占86.3%,平均夺魁年龄是35岁。有人统计过,古今中外千余名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是25岁至45岁,首次贡献的最佳成名年龄在33岁左右。这与清代状元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66名状元中,寿命最短的是邹忠倚,32岁;寿命最长的是张之万,87岁;他们的平均寿命是63.3岁。这些状元一生中要把半数以上的时光用于接受启蒙教育、研讨历史典籍、增进书法技巧和掌握应试程式,他们付出的辛劳相当可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代读书人在掌握文化典籍方面,有特殊的难处。汉字结构复杂、数量繁多,需要通晓文字、训诂、音韵学。中国文化典籍浩繁,门类卷帙可观,迫使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精力皆专注于此。故凡涉及中华古典文化的学问,研习者负担皆重。另一方面,毋庸置疑,也和八股制义虚耗读书人大量精力有关。清代读书人往往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学习八股文,因为它是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文体。这种文体是将经义、策论、诗赋融合在一起,在六七百字的一篇文章内,既考察应试者对儒经的熟悉程度,又考察其文字表达能力。由于每篇试文分为八股,每股的文句形式与内容均有特定的要求,这就有利于考官迅速判断应试者水平的高低。所以,八股文是科举时代一种比较成熟的标准化试卷模式。但是,世界上没有无弊之法,八股文行之愈久弊端愈多。这种程式,掌握起来费时费力,入仕后又全然无用。更有舍弃根本之学,心术变坏者。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它进行过猛烈抨击。清代大学问家顾炎武说过,“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清代状元及万千举子都曾为这种科场应对文字而呕心沥血,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儒士阶层内部也有不同的流品,一些读书人得势以后,衣冠禽兽,虐政害民,史称这类读书人是“伪儒”、是“小人儒”。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儒家“尊德行、道问学”,注重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相当一批读书人能体察民情,重视名节,博学多识,干练通达。将这些读书人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去,并使他们不断流动,自然有裨于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得士者昌”作为重要信条。
  每三年才能出一个状元。但状元必须有功业文章,事迹才能得到流传。在与清代相关的史籍中,有近半数清代状元的传记可以查到,这表明他们在当时有过一定影响。清制,殿试传胪以后,一甲一名进士例授修撰之职,官居六品,这是每个状元的殊荣,以后多数可升至四、五品。升为三品以上大员,参预中枢机要的,为数亦不算少。据统计,清代殿撰官至内阁大学士,即所谓“状元宰相”者,前后有14人;任军机大臣者,有7人;任总督、巡抚者,有9人。这当中,如徐元文、于敏中、毕沅、王杰、潘世恩、张之万、翁同龢、孙家鼐、洪钧等人,都是清代名臣,为史家所熟知。而张謇、骆成骧、王寿彭、刘春霖等人,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彭定求、钱维城、金榜、吴其濬、陈沅、陆润庠等人,在经史著述、诗词书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民国初年,齐如山先生撰述了《中国的科名》一书,他毫不留情地讥评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与丑闻陋习,但在书的结论中却郑重地说,“科举考试,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不过有极大的一种短处,就是行之数百年而未能改动,永远以八股取士。所以同、光以后,西洋科学传至中国,有许多有识之士,才知道这种考试法是没有用的,便反对起来。其实错的是考试的内容,不是考试的方式”。确实,以空疏无用的八股制义取士,理应抛入历史的垃圾箱,但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选拔优秀人才,应该说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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