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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顾炎武的“天下观”  

2017-05-05 09:42:52|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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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博大精深”四字,当之无愧。顾炎武把思想阐释与实证研究的工夫做得非常精巧,虚虚实实之间均显精神。顾炎武的史学考据,包括实地调查,就像在给外甥徐元文的信里所说,是秉着“体国经野之心”“济世安民之识”,将历史反思的灵气赋予考据,与饾饤虫鱼之学器局狭窄相较,犹江河之于涧溪。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有思想的学问家。他的学术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风骨,大学问映照出的是大关怀,高见卓识流徜于实证文字之间。
  顾炎武的文字,尤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亡国与亡天下有别之论,最震烁人心,三百余年传诵至今。这里,透出的是他寓有深意的一种思想创造,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站在政权立场发言的传统“国家观”。
  脍炙人口的顾炎武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这句话寓意极为深刻。一个政权拥有领土,称为“有土”;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而知荣辱礼义,是谓“保民”。有土且保民,方可称之为“保天下”。顾炎武经历的晚明,士风浇漓,汲汲于功名,不以民生为念,遂致“仁义充塞,以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明之所以亡,与其说是为清人所占夺,不如说大明君臣自身丧失“保天下”的责职,以致中国“土崩瓦解”,千里饥馑,血肉横飞。故“甲申之变”,在顾炎武看来,不只是政权易手的“亡国”,实乃祸国殃民的“亡天下”,真正遭难的是无辜百姓。
  顾炎武“天下观”的核心是“以民为本”。顾炎武《文集》中有一封《与友人论学书》,说得再清楚不过。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在他看来,使“匹夫匹妇被其泽”,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士而不先言耻”,不为生民着想,就是“无本之人”,离“圣人之道”会越来越远。
  顾炎武的历史地理巨著《肇域志》,书名取之于《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中国”一词,追溯其发生学,论实物证据,迄今以周成王时器《何尊》为最早,铭文内曰:“余将宅兹中国。”见之于文献,则为《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而上述《玄鸟》的一段话,从词义上说,正是同时期对“中国”一词古老意义阐述的组合。关键词应为“维民所止”,意谓能安顿好民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由核心“邦畿”出发,放之四海皆被其惠,就有资格骄傲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由此亦见“以民为本”为中国治国之本,实源远而流长矣。
  顾炎武著作十分富厚,两部地理书、文集七论(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钱法论、田功论、形势论)和读史札记《日知录》,都是为研究“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而作。顾炎武非常看重《日知录》,自许此书“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顾炎武与黄宗羲无缘谋面,然心灵呼应,。黄宗羲托人相赠《明夷待访录》,文内有“待王者起”之语。故顾炎武致书曰:“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两位学术大家坚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寄希望于后世“王者起”,以民为本,“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古代学人论史,大多被人物、事件的评论占尽风光,斟酌民生者实寥寥可数。顾炎武论著迥异于此,对各地土宜物产、工商货币、交通运输、经济收支、赋役负担等资料均用心搜检,一生无有暇息,而于原委与得失处,溯古论今,详加甄别和针砭,掉书袋者望尘莫及。再从经济史论考察,管子、商鞅不论,杨晏、王安石、张居正的论说向被学者推崇,却有较浓的“财政”味,难脱“国家主义”的立场。为民生痛苦呼号者,晁错、董仲舒开风气之先,而以明中叶的丘濬为转折枢纽,至顾炎武才生气磅礴,触目惊心。转入近代,始开大局面,由包世臣《安吴四种》、郑观应《盛世危言》,直至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一脉相传。
  顾炎武对明中期以来朝野上下热衷于白银收贮,多有非议。今天的学者很容易认为是不懂得市场经济规律,视顾炎武的见解为陈腐保守。但其中也确有可为之辩解的地方。顾炎武的感触来之于实地调查,他说:“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今来关中,自鄂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顾炎武询问当地人士,始知“所获非所输,所求非所出”,农民须卖谷换钱,再由钱折银交纳赋税,银贵钱贱而谷价大跌,几进几出,农民大亏血本。亦见市场、白银都不是万能的,得失或因人而异。中国地域广大,贫富差距悬殊,影响到商业贸易、货币流通,获取白银难易程度不一;而白银于官宦、商贾、粮农之利害,更是大异其趣,顾炎武的感受是真切的。若怀“饱汉不知饿汉饥”的特权心态,推行划一不二的政策,王安石发明以钱代役的“免役法”,即有司马光起而抗诉,谓山西穷民宁服力役;明代的白银政策,行之于东南沿海尚可,施之于西北或山东等穷乡僻壤,不亦重蹈了临川介甫不知权变的覆辙?惜乎现代学者何以见识反不如顾炎武,竟视白银神通广大,以为所到之处,必民生发达?顾炎武始终对西北征收白银赋役耿耿不满,直至临终仍心中不安。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顾炎武道归山西曲沃,享年仅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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