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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清议风气  

2017-05-30 23:01:25|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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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议”,《辞海》的解释是“公正的评论。古时指乡里或学校中对官吏的批评”。清议不只是一种发发牢骚的民间舆论,实际上它对中国古代官场的政治运作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被清议褒扬的人往往为万民传颂,而遭受清议批评的人则往往仕途蹇滞,难得升迁。因此,古代从政者对清议非常在意。东汉末年的朝臣甚至以得一善评为荣。据说曹操就多次纠缠当时品评人物的权威许劭为其做评,许劭受逼不过,便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南史·宋武帝记》曰,“其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顾炎武在《日知录·清议》中说,“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
  在晚明内忧外患日剧、一片扰攘动荡的政治文化景象中,清议也扮演了空前绝后的重要角色,而掀起明末清议高潮的则是东林党。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写道,“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一时之间,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官员喜好,皆难逃士林清议。清议成为一种左右官员升迁甚至影响其身家性命的无形力量,因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或丢官罢职的事情时有发生。《明史》中,因“得罪清议”“为清议不齿”“为清议所弃”等缘由贬谪或丢官者达数十位之多。
  “不顾清议”“清议不畏”往往成为攻击政敌的常用辞令。有时候,清议具有令人敬畏的威慑力,可以作为恫吓宵小之徒的有效武器。《明史》记载,成化年间,司礼太监黄赐母亲死了,“廷臣皆往吊,翰林不往。侍讲徐琼谋于众,编修陈音大怒曰:‘天子侍从臣,相率拜内竖之室,若清议何!’”徐琼顿时愧沮,不敢再提此事。清议威力之大常常让官员宁可丢掉鸟纱帽,也不愿意受到不利于己的评价。陈新甲曾因大凌新城失守,坐削籍。巡抚方一藻爱惜其才,请旨留任不成。后来太监马云程为他说话,获得通过,而陈新甲却婉言谢绝,说“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
  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他在《日知录·清议》中写道,“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晚明清议主要通过议论朝政得失与朝臣品性,对朝廷政事发挥一定的监督和影响,而士大夫又通过这种舆论工具与宦官集团作斗争,应该说,这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明代士大夫还有一种风习,即争意气而不争是非。明季君臣尤喜意气用事,君臣之间一再意气相争。如大礼议期间,阁臣多次封还皇帝的谕旨,双方互不相让;万历皇帝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不得不屈服于众意,但失意后的皇帝竟然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问国事,创下皇帝不上朝的纪录。自称“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也没有摆脱意气用事的风习。不仅君臣之间争意气,臣僚之间也互相以意气用事。明景帝时期,甚至有廷臣群殴,当场捶杀政敌。明末,群臣以声气相交接,排斥异己,党争不休,史称“士大夫峻门户而重意气”。
  当清议风气与这种意气之争结合到一起时,清议往往沦为党争的工具,对晚明政局产生诸多消极影响。正如首辅叶向高所说,“今日世道,得清议之力,亦受清议之苦”。尽管东林党以正人君子自居,但就连最敬佩东林人士的黄宗羲也承认,“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他们过分严于君子小人之辨,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有人与自己意见相左,即视为小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想不蹚浑水、保持中立都难以做到,“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这显然是扩大了打击面,把一些原本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到对立方。比如阮大钺本非大奸大恶之辈,然“清流诸君子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使之流芳路塞,遗臭心甘”。他后来在南明弘光朝得势,大肆迫害复社文人,实由强烈的报复心所致。
  由于“居官有所执争,则清议寓然归之”,因而在晚明愈演愈烈的清议风气中,也不乏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出于逢迎清议动机而大胆投机的。《明史》记载,黄正宾“以赀为舍人,直武英殿。耻由赀入官,思树奇节”,遂抗疏力诋首辅申时行,虽然遭到“下狱拷讯,斥为民”的惩罚,但“至是遂见推清议。后李三才、顾宪成咸与游,益有声士大夫间”。这种风气的蔓延还直接影响到朝廷政令和朝廷决策,经常是一个建议或措施尚未出台,立即招致众多清流之士的评品议论,他们引经据典、海阔天空地大加反对,使得不少救国良策泡汤;廷议国事不以大局为重,对方说是,我必说非,互相扯皮,争论不休,“上与下异心,朝与野异议”,使朝政难于达成一致。《明史》中说,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
  晚明清议影响之大,在朝廷用人问题上也多有反映。其时,对官员任免甚至是边关将帅的选用,往往不论真才实干,先论人品如何;考量官员功过也不计国计民生,而一味穷究他们的只言片语。吕坤在《呻吟语》中写道,“今之国语乡评,皆绳人以细行,细行一亏,若不可容于清议,至于大节都脱略废坠,浑不说起”。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晚明政治中,不少人就是因为无意中触动这张清议大网,最后稀里糊涂丢了乌纱帽甚至身家性命,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一批叱咤沙场的名将都未能逃脱这张巨网。袁崇焕督师临上前线时,不担忧明军装备、不怕军需给养,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文人的议论。在奏疏中,他反复表白这种担心,“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袁崇焕之死,固有多重原因,但当时的党争和清议风气无疑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似致于他落得被京城百姓视为内奸、必欲生吞活剥而后快的悲惨下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清议酷于律令,清议之人酷于治狱之吏。律令所冤,赖清议以明之,虽死犹生也;清议所冤,万古无反案矣”。在那个社会动荡、经济混乱、烽烟四起,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救亡图存刻不容缓的时代,“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敌制寇卒无实着”。更有一批褊狭、迂腐的所谓清议君子以舌为枪、唇为剑,在政争中党同伐异,混淆是非,而明朝江山也在这喋喋不休、重意气而轻是非的清议声中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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