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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浚的民本思想  

2017-05-27 08:51:40|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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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浚(1421-1495),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先进思想家,其著作《大学衍义补》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书中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辉。丘浚认为,治国平天下之事虽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是以民为本,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因此,他一再劝谏最高统治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
  基于这种认识,丘浚提出“爱民”的主张,“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立我以为君,则必爱天之民”。究竟如何才能达到爱民,他认为首先必须富民养民,让老百姓衣食无忧,“爱民之道,不过顺其好恶之心而已。大约民所好者,饱暖安乐;所恶者,饥寒劳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恶之事加之”。古代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故“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而民之所以得其养者,在稼穑树艺而已”。丘浚针对明中期土地兼并严重的现实,提出实行“配丁田法”,限制土地兼并。这在当时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丘浚还一反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反对国家实行盐茶专卖和重课商人,主张通过发展私营工商业、海运漕粮、海外贸易等使民致富,从而达到藏富于民。“民之富,即君之富也”“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因此,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国家征收赋税是必要的,但只能薄取轻敛,“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
  丘浚发展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民心即天意的体现,“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君无民则无以为国,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为哉?此人君所以贵乎得民也。所谓得民者,非谓得其土地生齿也,得其心也”。他对三代时重视民意、善听民言十分向往,希望国君要“广陈言之路”,“皆许人陈言得失,则人君时时得以闻过失与其知见之所不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天下国家其有不治也哉”。丘浚认为选拔人才是国君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而与民众最为亲近的地方郡守、县令的选任更是关系到国计和民生,“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立己以为君,莫不以重民为先务。重乎民,必重治民之官,而于其所亲近者尤重焉,守令是已”。因此,他建议朝廷派遣德才兼备之人担任地方官吏,避免“一处不得其人,则一处之民受其害”的状况。
  丘浚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十分关注民众疾苦。丘浚出身贫寒,对下层民众的艰辛有切身的体验。他认为“固邦本”之政,除了谋求一般民众的福祉之外,对于鳏寡孤独、贫苦无告者,以及不幸遭受灾害的百姓,尤其需要予以救助。他建议由朝廷制产立法、编制预算、设立机构来收容安置“无所依傍者”;主张酌仿古制,通过“散利”“薄征”“弛役”“舍禁”等措施来救助灾民,即发放公家积蓄,减免民租,休息民力,解禁山川森林让民自由取用。他还强调要铲除天灾人祸的根源,如整治黄河以防洪水泛滥,通过就地安置解决流民问题,废除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等,使民众安居乐业。
  在丘浚的治国蓝图中,教育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重视。他说,“人君承上天之付托,为万民之父母,必当尽治、教、养之三事。舜之以至于繁庶,治之以至于富足,教之以至于仁厚,则尽乎父母斯民之责,而无负乎上天付托之重矣”。由此可见,他认为人君治理国家,单使民众繁庶富足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善良淳厚,这就要通过立校设教,让民众接受教育,为良从善。丘浚提出全民教育、全方位教育的思想,必须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的润化,努力做到“无一人而不化,无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间”。
  丘浚有关国家立法、刑罚方面的论述中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顺承天道以安民生”,坚持传统儒家“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主张以德治民。在明代君主专断独行、推行严刑峻法的时代背景下,丘浚提出立法要宽严适中,以合乎“民情”,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刑罚,“所以为治者,德也。刑非所先也,民有不齐者,不得已而用刑以治之,姑以为一日齐民之用也”。
  循着民本思想反对残杀的思路,丘浚对战争提出了独到的辩证见解,“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他指出国家养兵的目的是为了卫国安民,战争的宗旨是为了奉天安民,赞赏古代兵书中“杀人安人,杀之可也”和“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的观点,提出“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丘浚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他告诫最高统治者发动战争必须兴仁义之师、正义之师,才能无往不胜。
  在汉族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上,丘浚主张各族和睦相处,既反对少数民族贵族发动的掠夺战争,也反对汉族中央政权穷兵黩武,攻打欺压少数民族。“天德好生而立君以养民,夷狄入吾境,贼吾民,不得已驱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犯吾边,乃无故兴兵出塞,求而击之,其曲直有在矣”。他认为,要使边疆安定,上策是人君必须对汉族与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善待他们,使他们各自安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夫圣人体天地以为心,兼爱华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在当时,这一思想难能可贵。
  作为明代中叶的朝廷重臣,丘浚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把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加以演绎深化,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法律和军事边防诸方面进行系统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富有创见性地提出爱民、富民、养民、教民、便民、安民、顺乎民心、使民亲附、兼爱华夷之民等思想,并在治国平天下中努力将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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