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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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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元年的风和雨  

2017-05-26 09:28:25|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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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当上了永乐皇帝之后,不免有点兴奋。然而,当他冷静下来平静地观察周围时,才发现自己兴奋得太早了。即使朱允炆已经不在,他称帝的阻碍仍然存在。这个阻碍在于,他没有合法性。
  或许,他的这种感觉可能还早一些。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将金川门打开,战争结束了。从那一刻起,朱棣便尴尬地发现,虽然自己赢得了战争,却并没有赢得欢迎、拥戴和臣服。从周围人虚假夸张的表情里,他发现人们眼晴里一闪而过的“不予承认”的神色。
  靖难之役只是皇族内部统治者之间争权与火拼,无论谁当皇帝,都与普通老百姓毫不相关。人们百般抵制朱棣,道理很简单,伦理纲常而已。经过儒家思想数千年的渗透,伦理纲常已成为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一种秩序理念。它们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和大体,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朱棣凭借武力推翻合法的建文帝,整个大明王朝的读书人以及全体官员感到不能接受,按照儒家社会弘扬的理念,这是不折不扣的谋权篡位。人们若是放下万古长存的道义而服务于一个篡位者,这无疑是一种精神自杀。
  另一个原因,则是建文帝朱允炆的“贤德”所致。虽然朱允炆在位的时间很短,但他却在任内推行了一系列大受百姓欢迎的新政。比如,将全国的田租减免一半、取消江南重税、裁汰政府冗员等等,这些做法,极大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同时,朱允炆还放宽了刑律,一改朱元璋时期“重典治国”的策略,他认为国家的政策应该“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新政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这也是后人称赞朱允炆的四年之治,纷纷将其比作“阳春”的重要原因。反观朱棣上台以后的残暴,他的不被人们承认可以想见。
  朱棣上台后,大多数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纷纷选择了弃官、隐退、逃亡,甚至殉道等方式来表达对永乐皇帝的不认可,这种局面一度让朱棣措手不及。
  方孝孺是朱元璋开国功臣文官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门生,建文帝时期又是朱允炆的老师和首席顾问。因此,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被天下读书人视为楷模。朱棣最后一次出征时,他的军师姚广孝曾深谋远虑地叮嘱朱棣,“进入南京后,方孝孺一定不会投降。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杀他。要是杀了他,天下的读书种子便绝灭了”。朱棣颔之。南京城破后,方孝孺被捕。朱棣记着姚广孝的话,同时想借助方孝孺的名望,让他为自己草拟即位诏书,从而让整个士林对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予以承认。但朱棣万万没想到,要实现这个简单的想法,竟比登天还难。面对朱棣的要求,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结果朱棣大怒,命人将其磔于市。
  方孝孺的拒绝犹如一记重拳。将朱棣打回原形。从这一刻起,他彻底明白了,想让进行过正统儒家教育的读书人轻易地接受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读书人胆寒;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观望的人、不满的人,迅速扑倒在他的脚下。于是,朱棣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整个永乐元年都在血雨腥风、毫无节制的大屠杀中度过。方孝孺的“磔”刑,灭十族、杀八百七十三人,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朱棣用屠刀告诉世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正是这一段炼狱般的经历,中华民族的骨气开始倾颓,正气开始削弱。为满足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自私欲望,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付出了异常惨重的代价。
  封建皇权发展到朱元璋时代,便彻头彻尾地蜕变为一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极端主义君权。尽管就帝王的个人品质而言,建文帝朱允炆并不该被推下台。但不幸的是,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既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又太过诱人。于是,悲剧发生了,最合适的继承人朱棣杀了出来。
  朱棣登基以后,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是他知道,单靠这些仍然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乃至后世的非议。他要做的,是一步步从根本上彻底毁灭一切证据,让一切对自己“非法性”的异议结束。
  首先是焚毁历史,然后再伪造历史。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手段,然而却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一种手段。《明史·王艮传》中记载,朱棣称帝后,“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在这里,朱棣狡诈地表现了一番宽容大度,将建文帝时期朝廷官员的奏折统统烧掉,以消除那些投降者的不安,但真正的目的则是要彻底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和材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不仅仅只是销毁奏折这么简单,在他的授意下,一大批文人走狗专职“焚史”,千方百计、不惜一切地销毁了建文帝时期的文字记录,致使到最后,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与此同时,为防“怀疑怨谤”,他还下旨,严禁民间自由谈论或书写建文帝时期的历史,“事发族灭”。
  朱棣的目的达到了,他以自己超前的智慧给中国的历史开了一扇“天窗”,将一段历史从帝国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使后人无法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但这还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他还添加进去许多假话。朱元璋的《明太祖实录》在建文帝时期已经修过,但是朱棣上台后并不满意。他要把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全都删除干净,然后再添加进去自己的辉煌形象,以显示自己才是根正苗红的、朱元璋钦定的帝国接班人。
  但是对于朱棣而言,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通过种种手段牢牢地控制了“史者”的操守和气节,然后摧残他们、收服他们,进而通过他们操作历史。
  朱棣上台后,通过大规模的屠杀来消灭反对者。朱棣的屠杀,一方面实现了从肉体上消灭和打击反对者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制造恐怖而行使恐怖,展示一种反对他的“下场”。朱棣的屠杀不仅毫无节制,而且手段极尽狠辣之能事。害怕世人的非议成为朱棣一生的噩梦。他不断举起屠刀然后砍下,但还是担心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有人会对他“念念有词”,有人在对他进行抵制。他异常恐惧地认为若是不加控制,总有一天,这些人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能够正面冲击他的力量。为防止那股力量,朱棣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他命令兵部发布公告,“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这是一道表面上以高压强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命令,但实质却是告诉百姓,不准“疑惧”,更不准“妄言惑众”,否则就是死罪。甚至,为了彻底防止人们对他非议,他十分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诺首先起来检举揭发他人,其罪可赦,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此令一出,社会风气大坏。
  朱棣的另一重要的恐怖手段则是重新起用锦衣卫,恢复其刑侦职能,并“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从此以后,只要是锦衣卫认为某人不法,就可以直接投入诏狱定刑定罪,只要皇帝同意,便可越过法律程序将人犯直接处死。国家的法律形同虚设,政府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被撇在一边,皇帝一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永乐元年,国家乱得不能再乱。然而,对于疯狂地想要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帝王来说,这些手段无疑是成功的。
  朱棣的统治是非法的。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就会用尽一切手段强化手中的权力。开国皇帝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在永乐元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这个角度看,大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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