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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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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叙事  

2017-05-25 14:45:15|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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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以武力夺取皇位的君主。为了掩盖篡位的事实,朱棣即位伊始,便着力清除有关建文朝的一切历史记忆。一是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在位的四年,代之以洪武年号;二是清除建文忠臣,将其视为奸党,榜示杀戮,甚至株连九族;三是禁毁建文朝官方档案,并重修《太祖实录》,使有关建文叙事距离真相越来越远,几近湮没。明成祖通过对原有文本的彻底删除和重新书写,意欲告诉人们只能说什么和如何说,以表明其得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自此,建文朝史实也就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有关建文朝历史的叙事成为禁区。
  朱棣或许以为经过此番革除,建文朝历史会消解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不为后人所知。可是,有关建文朝的史实并未轻易消解。永乐驾崩之后,建文朝历史的敏感期也逐渐随风而逝。自仁宗朝起,政治形势开始松动,但官方态度的明显转向直到万历时期才出现。此时,神宗批准将建文事迹附载于太祖之末,恢复建文年号,此时出现了很多有关建文朝的史书,人们对“靖难”和“逊国”之事兴致盎然,一再旧事重提。这一段被“革除”掉的历史,面临着全面“复活”。自中晚明直至清朝,士子们好谈建文之事,不少人抱有对朱棣的愤慨和对建文君臣的同情,再赋予自己对命运的感怀。显然,建文历史在中晚明所受到的高度关注,绝非仅仅是要保存一朝史实真相,或是缘于人们怀旧的情感本能,有关建文叙事的再次出现其实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朱棣通过战争夺得政权,而要坐稳江山,还需要洗去篡位的指责,建立起子继父位的正统形象。为了迅速实现这一目标,篡位后的明成祖对反对他的朝臣大开杀戒。他对拒绝为其写即位诏书的方孝孺,命人以刀抉其口,裂至两耳,最终处以磔刑,还制造灭十族的酷刑,祸及其朋友门生,坐党诛死者竟达八百七十三人,谪戍至死者不可胜计。直到万历十三年,朝廷释放受其牵连而谪戍的后裔,就有一千三百多人。方孝孺的著作也被列为禁书。
  对建文忠臣的残酷镇压,严重打击了明朝人对新政权的信心,以致明人谈及此事时始终存有同情建文忠臣之心,反过来也蕴含着对朱棣暴虐行径的愤慨之情。如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就连执行任务的御史都为之动容。嘉靖朝人吴朴批评成祖对胡闰进行剥皮实草的酷刑,“初以处墨吏,今以处忠臣,刘伯温所谓杀运未除耶?”尤其对于方孝孺一案,明人同情者众多。天顺间吏部尚书李贤赞叹道,“孝孺受业于宋景濂,其文章滂沛,议论波澜,类东坡之才,而忠义之气凛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嘉靖朝著名史家王世贞感慨地说,“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义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万历朝地理学家王士性说,“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明人的叙述,无不或明或暗包含着对朱棣暴行的谴责。
  明朝人在事关建文叙事时,表面上或许不得不肯定明成祖的做法,如屠叔方所谓“永乐十一年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又谕法司,齐、黄等远亲未拿者悉宥,来告者勿理。此非成祖之至意乎?”这显然是投鼠忌器的巧妙回避法。其实明朝人的弦外之音是在批评君主,他们尤其对明成祖侮辱衣冠的行为深感厌恶。据宋端仪《立斋闲录》记载,明成祖得位十一年之后,仍对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女眷进行灭绝人性的凌辱,其暴虐较之明太祖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些史实的保存,透露出明人对暴君的不满。后人从这些记载中看到的是对明成祖的巧妙批评和对仁政的曲折希冀,而记载建文事迹的野史笔记在正德、嘉靖之后大量涌现,也颇能说明明代中后期人们对建文帝仁政的怀念和高度认同。
  有关建文帝的下落,本是一个历史疑案,明人因为怀念与同情,才产生出众多有关建文事迹的记载,其中不少记载对建文出亡之事描写细致,形同眼前,真假莫辨。但是人们愿意相信并演绎出亡一说,这无疑投入了丰富的想象,其背后有一种强大的愿望。身处明代中后期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读书人通过这一话题,来化解部分面对现实时所产生的忧虑,获得情感上的认同。甚至可以说,读书人在不断丰富建文的话题中,满足了自己对当下政治作出批评的意愿,表达了不满和失望的情绪。建文叙事只是一个题材,读书人从中获得了某种共鸣,找到了一个表达心声的平台。
  如果说对于读书人而言,通过复活建文事迹可以表达他们内心的某些诉求;那么对官方而言,则始终存在着褒扬忠义的政治和道德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成祖一脉帝系早已地位稳固,对忠义的传扬非但不会损害政权形象,还可有益于社会风俗。毕竟任何一个君主都需要奖励忠臣义士,倡导气节,而且越是步入社会急剧变化的中晚明,越是需要正风俗、砺节操。万历年间,广东道监察御史屠叔方的奏疏很能代表这一思想主张,他慷慨陈词,“臣惟君之立国,莫大于纲常;臣之事君,莫先乎忠义”“若革除死事诸臣,实太祖培养正士,已蒙皇上恤录久矣,可不及今推广以慰忠灵,以作士气乎”。在复活建文叙事的过程中,官绅士子们为了获得朝廷的许可,高举“褒扬忠义”的旗帜,为恢复建文史实寻找到了合理、合法的路径,获得了恢复建文史实的可能,显示出士大夫们具有圆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他们没有一味追究明成祖的错误,甚至说建文忠臣姻戚之受牵连,完全是当时的都御史陈瑛恣凭胸臆,造成冤狱,令忠良抱恨。这不是大臣们对一百八十年前发生的那场政治事件缺少洞察力,而是他们对最高权势有一种无奈与姑息。
  经过万历朝臣的一再提议,朝廷许可为忠臣建祠祭祀,恤录放还姻戚苗裔,恢复建文年号,为忠臣建祠,或附于本地的忠节祠。南京即建有表忠祠,祭祀徐辉祖、方孝孺等人。万历朝对建文忠臣的表彰,能否对日后易代之际的士人有所激励?方孝孺不顾一切赴死的行为是否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学习的范式?崇祯末年,南京城破时,户部主事吴嘉印正奉使出城,闻此事变,便回城拜谒方孝孺祠,然后从容投缳而死。但是,明清之际的读书人普遍认为,经过“靖难”、宦官之祸等事件的摧残,忠勇节义之气日渐衰微。明清之际理学家孙奇逢说,“逊国当高皇培植之日,人人思所以报高皇,况值国运初开,未经斫丧。嗣是而后,几番踏祸,几番摧折,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建文朝之所以有数百忠臣,是源于太祖多年来对忠义的培育,到明亡之际,已少有忠臣义士。南明弘光朝工科给事中李清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就说,“昔殉主接踵,今从逆比肩”。正是由于明亡之际风俗的衰败,由于缺少忠臣义士,就更有倡导节操之必要,这可视为晚明人之所以褒扬忠义的原因所在。
  时隔近两百年,万历朝官方正式宣布恢复建文年号。此后,南明弘光朝追谥建文帝为让皇帝,庙号为惠宗,并追谥数百忠臣。尽管建文朝“靖难”“逊国”之事已经远去,人们为恢复真相付出了漫长的时间代价,但它毕竟昭示出历史真相无法永远遮盖,正如万历朝礼部尚书范谦所言,“今历年二百,历世十叶,朝野靡不知有建文君者,其实不容掩也”“窃意天下万世,自有耳目,稗官野史,各有纪载,而欲以建文之纪年作洪武之虚号,得乎?此其于势似亦有难掩者”。
  当年,建文朝礼部尚书陈迪被明成祖凌迟处死时,其衣带中藏着一首诗:“三受天皇顾命新,山河带砺此丝纶。千秋公论明于日,照彻区区不二心”。陈迪相信,自己虽遭磔刑,但时间终能还其公道。当方孝孺亲见胞弟孝友即将临刑而潸然泪下时,其弟从容吟诗道:“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方孝友劝慰其兄,千载之后,取义成仁的英魂定能回归故里。
  后人在瞻拜方孝孺祠时,也无不向忠魂投以敬佩的目光。隆武朝御史杨文瓒有《拜正学先生祠》云:“一死贞心天地知,龙山崇建报恩祠。啼鹃十族甘为血,扣马千秋更有碑”。赞其忠贞之心有天地作证,扣马而谏为后世传诵。日后杨文瓒及其兄杨文琦也在宁波城的对清作战中慷慨就义。
  清朝乾隆皇帝曾对明末死难诸臣和建文革除之际殉节诸臣予以褒奖,并为建文忠臣建祠致祭,意在劝诫群臣效忠清朝。乾隆帝明确批评明成祖以藩臣称兵,阴谋夺国,而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虽陨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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