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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明初读书人的命运  

2017-05-22 00:03:16|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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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十分重视读书人的作用。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读书人的高潮,用来充实自己的官僚队伍。然而,建国后,朱元璋对读书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江西贵溪县的夏伯启叔侄想作元遗民,不愿当官,就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了。朱元璋闻知大怒,夏伯启叔侄被枭首示众,全家都被籍没。和夏伯启叔侄一样被朱元璋杀掉的,还有苏州人才姚润、王漠,他们也是“被征不仕”,结果“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以前的那些朝代,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仍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读书人最后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这一空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就是滔天大罪。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人,刘秀登基后他隐姓埋名,不愿出山。刘秀也只好让他潇洒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钓消遣。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美谈,不想在一千三百年后,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批判。朱元璋说,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乱未定之时,严光到哪儿钓鱼?现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钓鱼,就是因为刘秀平定了天下。即受皇帝之恩,理当出山服务。朱元璋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读书人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大批读书人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开始有效运转。
  立国之后,朱元璋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读书人就主动满怀热情地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读书人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朱元璋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作《阅江楼记》。诸多文臣,人各一篇,朱元璋读完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文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代文坛第一人的地位朱元璋感到不满意了,他写下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达到极点。
  在统治前期,朱元璋极少诛杀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对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压制。他对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们安邦治国;另一方面,因为读书人到处都是,稍不高兴,他就随手杀掉,毫不可惜。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直陈时务,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将万言书读给他听,一开头茹太素说了一大堆套话,让朱元璋十分讨厌,把茹太素叫进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念茹太素的万言书,听到后面有四件事可行,这才把茹太素给放了,说你的错误在于文章写得太长。其实五百个字就足够了。过了几年,茹太素在户部尚书任上,仍爱提意见,因而“屡濒于罪”。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请茹太素,给茹太素斟了一杯酒,吟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磕头致谢,继续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后,不禁为之恻然。事隔不久,他还是找借口把茹太素给处死了。
  更多的读书人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狱。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读书人,但他对读书人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洪武初年,因为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有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读书人的坏处。他说,这些读书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找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元末抗元起义领袖张九四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承想他们竟给他取名为‘士诚’。”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不禁悚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读书人欺负他是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会更被他们瞧不起。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烈改变。朱元璋晚年身体不好,多年超强度脑力劳动使他出现精神变态。他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都难逃一死。明初有一批最有才华的著名学者,被召集参与了《元史》的修撰。在修完《元史》后,大部分人都遭遇悲惨,比如王彝被朱元璋寻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胸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
  还有一些著名的读书人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行父子亦坐死”;“词采灿然”的诗人孙蒉,尝为蓝玉题画,“遂论死”;供事内府的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昔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
  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的读书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不离规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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