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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洪秀全与西乡隆盛  

2017-05-01 09:17:56|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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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国太平天国的烽火硝烟刚刚散去的时候,日本武士阶层反政府叛乱的著名战役“西南战争”拉开了帷幕。对于中日这两场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和西乡隆盛,人们的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
  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臣,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在十九世纪末领导推翻了德川幕府旧政权,缔造了一个新日本。他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一起被称为“维新三杰”。正当他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际,却因不满新政府剥夺武士的特权而发动武装叛乱,向自己一手缔造出来的新政权宣战。历经八个月激战,最后兵败城山,剖腹自杀。史称“西南战争”。西乡隆盛的传奇始于1858年与月照和尚的生死经历。月照和尚由于勤王活动为幕府所不容,避难于萨摩藩,为主张倒幕的西乡隆盛收容。1858年兴起的“安政大狱”,新的萨摩藩藩主改变立场,悍然翻脸,命令西乡隆盛逮捕并流放月照。西乡隆盛屡次与新藩主争辩未果,无计可施,此时他报国无门,报友无能,真是山穷水尽,一筹莫展。月照不愿连累西乡隆盛,乃伸头给他,表示宁死于同仁之手,无怨无悔。西乡隆盛这样的硬汉子,哪里肯在紧要关头卖友求荣。他从容无事,某夜,与月照泛舟于锦江湾,对饮高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蹈海自尽。谁知西乡隆盛幸运被救,而月照却淹死于海中。大难未死的西乡隆盛继续为维新事业奔波,数年后,逐渐成为萨摩藩最具实权的人物,他完成了月照生前未能实现的倒幕维新大业。
  洪秀全在人格信誉方面远远不如西乡隆盛。洪秀全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每到革命事业山穷水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动摇退缩,逃之夭夭。最初在广西传教时,困难重重,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冯云山一个人,自己回广东老家继续当私塾老师。三年之后,得知冯云山仍在广西传教,而且已发展了三千多名教徒,他大喜过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广西而来。到了广西,他不听冯云山韬光养晦的劝告,执意大干一场,捣毁了当地民众信奉的甘王庙,从而引起官府警觉。官府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吓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广东找两广总督营救冯云山,又跑回广东老家待了一年半。等到冯云山被别人营救出来,风头已经过去,他才回到广西。洪秀全一生的“革命生涯”可以说都是误打误撞,他的投机心理与农民似的狡黠在起义之初随处可见。
  在见识能力上,洪秀全与西乡隆盛也远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洪秀全本来就是一个四次落第的秀才,从他后来那些大量俚俗混杂文理不通的诗文看,他资质平平、毫无灵气。他对“读书明白”之人总是嗤之以鼻,自己不读书,还不许别人读书。他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经典,捣毁庙宇偶像,尽弃所学,致力于“向西方寻求真理”。可实际上,他既没有读懂西方宗教教义,又不懂革命为何物;既不明白世界大势,更不理解资本主义为何物。洪秀全对待文化的态度,决定了太平军的人员构成。科举场失利形成了他的心理阴影,他在潜意识中总是把有文化的人视为异己。太平军公开造反之后,只有少数读书人愿意参加。一听说太平军即将占领某地,读书人便闻风而逃。有些无法逃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
  西乡隆盛是明治天皇的老师,他的才学能力非同一般。西乡隆盛出身于萨摩藩一个地位低下的武士家庭。这一时期的武士,非常看重笔尖口头功夫。西乡隆盛从小受到传统武士教育,不仅养成了尚武的习性和刚健的气质,而且深深扎下了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他不仅博学通才,而且识见超人,具有谋事的眼光与魄力。他在维新期间可谓叱咤风云,有胆有识,先后建立萨长倒幕同盟,策划王政复古,实现江户无血开城,创立警察制度,完成废藩置县。在近代日本历史上,西乡隆盛功勋卓著。他通晓世界大势,更能在时代的大潮中相时而动,搏击中流。他与大久保利通掌握萨摩藩藩政藩军后,锐意改革,扩充陆海军,实行近代化建设,积极准备打倒幕府。为了取得英国财政、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援助,甚至不惜和曾与萨摩交过手的外洋仇家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为了顺应时势,曾经一度为“攘夷”奔走呼号的西乡隆盛,却不盲目排外,而知顺时而动,通达权变。历史上的萨摩藩,在西乡隆盛执政时期,就早已有了西式的军工厂,并由英国提供大批军火。在后来的倒幕战争中,萨摩的火枪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西乡隆盛在倒幕成功后曾派遣精通火器的手下出洋学习,部属们在申领出洋经费时,慷慨陈誓,若是此去不能习得西人火器精妙,必剖腹以谢其罪。近代日本武士精神和西方先进技术,就是这样结合起来的。
  一个没有人文底蕴的人很难指望他去匡正世风人心,所以,洪秀全做事重于为人。他的手下未必没有明于英断之辈,然而被信念和信义感召而来的人并不多。洪秀全没有能力向这些人提供赖以维系的真正精神力量,其一生事业做得越大,身边的君子英才反而越来越少。进入天京后,洪秀全偏处深宫,脱离群众,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洪秀全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理政无能,驭众无方,只能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致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中国从汉朝至明清,晋爵封王一直都是一项很严肃、很慎重的奖赏制度。可是到了洪秀全这里,王爵之多之滥之乱,简直匪夷所思。到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国竟有二千七百多个王。当王爷们多得无法以字面区别时,洪秀全干脆来个数字编号,以示区分。从而出现了“368天安”“1467天福”“1469天豫”之类数字化的官爵,写下了中国几千年专制官制史上的奇观。如此滥封王位带来的恶果,不但使财政开支更加困难,而且让这些草头王拥兵自重,成为当地一霸,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前呼后拥,招摇过市,老百姓纷纷走避不及。
  西乡隆盛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立场始终站在下级武士一边,他代表的正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映照下的理想人格。下级武士是维新的主力,但后来被剥夺了特权,他不能接受这一点,于是起兵维护他的武士兄弟们的利益。西乡隆盛被围城山后,他手下的心腹众人都心甘情愿追随他从容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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