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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不振  

2017-05-13 22:25:21|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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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理学沿承宋明理学而来。康熙皇帝尊崇程朱理学,将朱熹从原配享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为大成殿十哲之次,颁行《朱子全书》《四书注释》,定其《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由此,程朱理学便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和学术主流,呈一时之盛。当时还出现了一批理学名臣、名儒,如熊赐履、李光地、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等。但到了乾隆年间,汉学考据兴盛,理学逐渐衰退。昭梿《啸亭杂录·理学盛衰》说,“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权,正人与人梗者,多置九卿闲曹,终身不迁,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
  理学在乾隆时期为何衰退,前人说法不一。昭梿认为,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在《啸亭杂录·书贾语》中又说,“自于、和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诉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据此,理学衰退的原因可归为二:一是和坤等人的擅权,造成士风败坏,殃及理学;二是汉学考订者贬斥宋学。乾嘉时,由于汉学兴盛,成为学术主流,宗理学者以为受到汉学家的挤压,致使理学不振。现代研究者也有循此思路,将理学衰退归之于汉学的“一元垄断”以及汉学家对理学的排斥。
  乾嘉以来理学衰退,与上述原因应有关系。如政治上的影响,不仅是昭梿所说的由于和坤等人擅权所致,而且与康熙对理学的态度有关。康熙既尊崇程朱理学,但也抑制了它的发展。对于理学,他并不关注其学理层面,而是强调“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他尤其强调纲常伦理,突出理学对皇帝的忠诚,“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至于宗汉学者抱门户之见,贬抑宋学,也是事实。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明显扬汉抑宋,如他将黄宗羲、顾炎武“附于册后”,不入正传,理由是“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儒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
  宗汉、宗宋者互为门户,彼此攻驳、诋讥,这是事实,但也不宜把他们的门户之见过于夸大,应全面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乾嘉汉学盛时,尽管理学的学术地位下降,但程朱理学毕竟还是官方统治思想,科举考试仍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据,儒者从小就濡染其间。而程朱理学所倡导的纲常伦理,又是儒者所共同遵行的。即使深持门户之见的江藩,在制行上也效法程朱,且指责于汉学“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始汉学者除“百行法程朱”外,在学术上也有对宋学持平兼采的,并不都是贬抑。如著名汉学家戴震、纪昀等对汉学之短并不回护,对宋学也不一味排斥。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纪昀则说,“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语,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戴纪二人对汉学、宋学的长短、得失的评论,可谓实事求是,无所偏向。乾嘉汉学家中,主汉宋兼采者不乏其人。如程晋芳治经,“综核百家,出入贯串于汉、宋诸儒之说”。阮元治学也持汉学、宋学之平,龚自珍称其为“汇汉、宋之全”。刘宝楠治经,“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可见乾嘉汉学盛行时,治汉学者并不绝对排斥宋学,不仅有较客观地对待宋学者,且有汉、宋调和、兼采者,认为汉学“一元垄断”,“狐狸”当道,以至使理学衰退,未免太过。
  其实,理学的衰退,并不始于乾嘉汉学鼎盛之时,而在此前已显露出来。乾隆五年,乾隆帝在诏旨中说,“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原欲探圣贤之精蕴,为致治宁人之本。道统学术,无所不赅,亦无往不贯。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乾隆初年,乾隆帝已在感慨“究心理学者盖鲜”,因而要臣子们切究宋儒之书,精研理学,可见在乾隆朝之前,理学已在衰退。而乾隆初,治经者虽或援引汉、唐笺疏以为经书考据,但尚未盛行。乾隆九年,惠栋撰《易汉学》,专标汉帜,开乾嘉汉学风气之先。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戴震等人被延聘入馆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被称为“汉学家大本营”,于是汉学鼎盛,如日中天。由此看来,将理学的衰退归之于汉学盛行的挤压,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一种学术的盛衰,固然有其外在的原因,但主要还在于自身的原因。经学考据,自康熙至乾隆前期,并未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提倡,皇帝所尊崇、宣扬的是程朱理学。然而二者的趋势却截然不同,经学考据不断发展,至于鼎盛,理学则日趋衰落。姚莹慨叹,“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问题需要从理学自身来找。清代理学,于学理无甚创新,多在于维护与阐释程朱之说。对康熙帝尊崇程朱理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熊赐履,认为治学“只将《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及宋、元、明诸儒语录从头细看,自一一了然,更不必去起炉作灶,架屋叠床,生出无限枝节”。理学名臣张伯行认为,“内圣外王之道,灿然著于六经,折中于四子,而发挥阐释于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有志圣贤之学者,惟取六经、四子与夫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虚心学问,俛焉日有孳孳,而著书立说,不惟不可,亦不必也”。可见,乾嘉时,汉学兴盛而理学衰退,理有固然。道光朝以后,理学虽有复苏,但重在经世,学理并无创新,仍只在程朱脚底下盘旋。晚清名儒贺瑞麟说,“自孔孟没,圣学失传。宋兴,人文再辟,周程张朱之数子者,斯道大明,如日中天。后之学者,但当守其轨辙,不当另立门户,宗程朱即宗孔孟,非程朱即非孔孟”。清代宗理学者只重纲常伦理规条的应用,不可避免地会使理学丧失学术上的活力,趋于枯萎。
  清代宗程朱理学者门户之见甚深。清初熊赐履撰《学统》,即为“卫道”“明统”,以孔孟程朱为道统正宗,排斥陆王心学。陆陇其、张履祥等理学名儒也都是尊崇朱熹,斥黜陆王心学。及至晚清,宗程朱理学的唐鉴、罗泽南等承袭陆陇其等人的风习,仍力排陆王心学,“同室操戈”未已。同时,宗程朱理学者对汉儒、汉学也予以抨击、贬抑。宗程朱理学者既排斥陆王心学,又排斥汉学,门户意气,无疑也会阻碍程朱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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