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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荫昌南下  

2017-04-09 10:32:48|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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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11日凌晨4时,清廷得知武昌发生兵变。阁员们立即赶往庆王府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接着就收到了瑞澂从“楚豫”轮上发来的电报。
  尽管紫禁城依旧红墙矗立金瓦灿然,但是1911年的大清帝国华丽的宫殿之内已经空洞无物。宣统皇帝是个尚未懂事的孩子;隆裕太后除了掉眼泪之外别无主意;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还不具备处理重大危机的经验和能力;皇族内阁成员坐在一起,一个个张皇失色,没有谁能当机立断。阁员们的目光聚在奕劻那张苍老的脸上,大清帝国的总理大臣嘟嘟囔囔,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分析情形,但他究竟是赞同了什么,否定了什么或是决定了什么,等到11日天亮时分谁也没弄清楚。
  毋庸置疑,瑞澂的临阵脱逃和武昌城的丢失令众臣震怒。载沣要求严惩瑞澂并派大军收复城池。派出军队镇压谋反者,是任何当权者本能的反应,但是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载沣来讲却是一道难题。首先,可以派遣的政治可靠和力量强大的军队现在哪里?其时,大清帝国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北滦州举行军事演练。
  在滦州军演现场的帐篷里,这一夜,军演总指挥载涛睡得很不踏实。从半夜开始,他不断地被各部门的军官叫醒,告知他武昌兵变的各种消息。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听得多了,载涛并没有特别在意。但是,天亮的时候,朝廷的电报到来了,命令他立即返京。载涛这才知道,武昌城已经丢失。他宣布停止军事演练,各部队听候调遣,然后乘专车往京城赶,回到京城已是10月12日凌晨。
  军谘府,内阁成立之前的军谘处,办公地点在西长安街。武昌发生兵变的时候,军谘府内的大部分高级官员都陪同载涛到滦州演练场去了,只有军谘大臣贝勒毓朗和少数几名官员留守。10月11日早上,留守的官员拿着瑞澂打来的电报,请示毓朗应该怎么办。军谘府与原来称之为军机处的内阁,一向在谁持有调动军队的大权上争执不休,但是此时的毓朗却明确表示,“这是内阁的事,我们不用管”。扔下这句话后,他就去庆王府开会了。
  在庆王府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就是内阁会议。这是武昌起义后大清帝国权力高层的第一次会商,其权力核心是七十五岁的总理大臣奕劻以及六十九岁的协理大臣那桐和五十六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会商主要讨论派谁领军前往湖北,挽救大清帝国的军事行动,由皇族统帅大军才合情合理,阁员们在皇族中挑来挑去,似乎只有陆军大臣荫昌勉强可为。
  据史料记载,“荫昌此次奉命出征,外间多出不意,闻会议时,拟派吴禄贞,嗣以吴威望尚浅,故易荫昌,因荫昌于新军亦负望故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在选择将领时,有特别躲避北洋将领之嫌,但内阁会议还是讨论过使用汉族将领的可能性。只是,提出吴禄贞这一人选却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从朝廷安全的角度讲,吴禄贞是最不可靠的带兵将领。其时,吴禄贞正在策划着起兵,但不是南下镇压武昌的起义者,而是如何向朝廷发难以在北方响应。
  吴禄贞,湖北人,时年三十一岁,任陆军第六镇统制。这个留日军人早就对朝廷心存反意,当上统制之后,因极力把志同道合者安排在自己的部队中,曾经受到陆军大臣荫昌的指责。这个性格火爆的将领,即刻写信进行了反指责,说荫昌“只知做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的委任”。恼怒的荫昌派人来第六镇调查,准备找个理由将他撤职。
  吴禄贞的统制职位,是他用两万两银子行贿庆王奕劻所得,只是他买官的目的是为握有兵权以便“将来攻取北京”。然而,上任第六镇后,吴禄贞发现这支部队“军纪之腐败,军备之窳陋,教育之不完全,官长之无学问,名为陆军,实与旧营相差无几”,对将来的革命行动“发生不了大作用”,“遂生退志”。此时,他虽仍在职,但已把指挥权下放给了几个副手。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心情郁闷的吴禄贞立即兴奋起来,开始秘密筹划响应起义的具体行动。
  如果吴禄贞被委任为南下大军的军事指挥官,一部辛亥革命史,将是另外的一副面目。
  在讨论派哪支部队南下时,大部分阁员主张从与湖北交界的河南以及京畿附近的部队中抽调,认为这样总比从军事演练现场抽调部队要快一点。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建议。但庆王奕劻不但不置可否,反而当即下达了一个与此无关的军事命令,这一军事调动在没有得到摄政王载沣批准的情况下被迅速执行了。城外姜桂题的武卫军迅速调进城内,分驻九门要冲和庆王府周围。阁员和幕僚们立即明白了庆王的用意,对包括摄政王在内的载家兄弟存有严重戒心的奕劻,惟恐载涛趁着调动军队之机,把他能够掌握的心腹部队调走,再利用禁卫军向他发难。为了安全起见,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10月12日下午,内阁大臣们被召集到摄政王载沣所在的南海开会。载沣最后决定,从军事演练现场抽调两个镇的兵力,由荫昌率领即刻南下武昌城。
  荫昌,满洲正白旗人,同文馆毕业,留学德国学习陆军,曾出任大清帝国驻德国公使。这是一个喜欢以中西合璧的风格打扮自己的年轻贵族,他不但常常身穿中式袍褂,脚蹬德式长统军靴,而且言谈举止总是玩世不恭。值此危机迫在眉睫之际,在内阁旁边的候旨室候旨的时候,他依旧是这样一身古怪的打扮。当时在座的人们忍住了笑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随着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在座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一位掌握着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做出这样的举动,未免荒唐儿戏。荫昌的一番戏言,遮掩不住大清帝国此时的尴尬,人人皆知北洋新军“只知袁宫保而不知大清朝廷”,所以从兵到官没有几个人会听荫昌的指挥。
  晚上,大理院正卿岳桂、鸿胪寺正卿英杰等官员在观音寺福兴居为荫昌设宴饯行,荫昌兴致很浓地唱了几句《战太平》里大花脸的戏词,“有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10月13日下午,荫昌出发了。北京西站停着专列,禁卫军派出一个连的士兵和乐队在站台上为他送行。当副官长丁士源报告专列准备开动时,突然有人喊,邮传部盛宣怀大臣前来送行。于是,乐队的吹奏声戛然而止。不多时,盛已步履蹒跚而至,气喘嘘嘘;登车后,手持汉阳地图一纸,面交荫昌,请下令前线军官,于进攻汉阳时,保护铁厂,少受损失,即赏银十万元。话毕下车,隔窗又向荫昌谆谆嘱托。荫昌高声说,“你就预备钱吧”。于是乐队吹奏声、禁卫军连长喊立正举枪声,一时并作,专车蠕蠕开动。当时在站台上中外记者云集,闻荫昌“预备钱”之语,以为军饷尚待筹措,报道新闻,颇多揣测。次日北京、天津、上海的大清银行均发生挤提存款及钞票挤兑之事。大清帝国乱成了一锅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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