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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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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行刺  

2017-04-06 22:57:45|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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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末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频繁活动,但是在1907年至1908年间,一系列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志士牺牲的同时,同盟会组织内部也严重分裂,很多人情绪低落。这些都刺激了当时还是坚定革命者的汪精卫走上极端的道路,他要效仿当年吴樾血溅五大臣、徐锡麟安庆刺巡抚,组织暗杀团,“藉炮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
     一开始,汪精卫和他的暗杀团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曾打算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直隶提督端方,但是都没有成功,还差点暴露。不知是谁提议,暗杀团突然意识到“京师”才是根本之地,在那里才能成事,才能振奋人心。于是,1909年9月,暗杀团先锋黄复生先到北京,12月,汪精卫带着战友兼爱慕者陈璧君由香港入京。
     暗杀团在琉璃厂开了个守真照相馆做掩护,假戏真做地干着摄影的买卖。最先他们想暗杀的是庆亲王奕劻,但奕劻戒备太过森严,未能得手。与此同时,暗杀团得知贝勒载洵、载涛等人从欧洲考察外国海军归国,便准备到车站炸他们。汪精卫等拿着盛炸药的铁壶,在东车站口等候,陈璧君在骡车上接应。可是火车到站时,站上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他们根本辨认不出目标,只好作罢。
     几次不成,大家决定“擒贼先擒王”,准备刺杀摄政王载沣。载沣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是清廷的实际掌权者。而且大家认为不能再用装不了多少炸药的铁壶,他们去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专门订制了一个可盛四五十斤炸药的铁罐作为暗杀工具。
     载沣的醇王府在后海北岸,每日上朝必经甘露胡同、鼓楼西大街、地安门大街,过景山至紫禁城。暗杀团准备在鼓楼前的矮墙上投掷铁罐,但偏偏鼓楼大街改修马路,载沣改变了上朝的路线,几经周折,汪精卫等人最后决定在王府附近的小石桥上埋炸药,接出一根引爆电线,人躲在桥北边的阴沟里用电打火引爆,炸死摄政王。
     清宣统二年(1910)二月二十一日晚,汪精卫等人用照相的遮光布把炸弹包好,用骡车运到桥边,黄复生与喻培伦来到桥下挖坑,突然听到四面响起狗叫声,只好作罢。第二天晚上再来,又发现敷设的引爆电线太短。从前后几次的反复可以看出,暗杀团的准备工作并不充足。当他们第三次来到小石桥边的时候,暗探盯上了他们。黄复生发现“有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他认为事情已经暴露了,赶紧让喻培伦回去告诉汪精卫等。也就在这天晚上,警察把炸药罐搜走了。
     暗杀团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喻培伦赴东京重新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留守北京,等炸药到手后再作部署。这一留守,把汪精卫送进了监狱。
     王府附近发现炸药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有人说是溥伦贝子干的,目的是想篡位;有人说是庆王与肃王有矛盾,借此来中伤肃王;还有人说炸药是载洵、载涛两贝勒从英国带回的,因为包炸药的纸上写有“伦敦”字样。清廷如同大祸临头,让京师出动所有的侦探,要求尽快破案。
     虽然汪精卫一伙在尽力掩饰真实身份,但他们的活动绝不是一个小小的照相馆就能掩饰得了的,他们没有长辫子,每天西装革履进进出出,早已引起巡捕的注意。此前,某个晚上,他们竟然还聚集在一起开怀畅饮,“欢声且达于户外”,巡捕便把他们当成重点监视对象。
     1910年4月16日上午。汪精卫、黄复生正在交谈,有人突然来对汪精卫说:“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内有人请黄爷去。”原来是鸿太永铁铺老板指证装炸药的铁罐是守真照相馆订做的,黄复生立即被捕,几天后汪精卫被捕。
     按照大清律令,谋刺摄政王应当凌迟处死。当时清政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为稳定民心,不敢轻易下手。清廷有两种意见。部分官僚包括摄政王自己在内,认为应该判处汪精卫死刑;但是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却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反而会使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为了“标榜立宪,缓和人心,并羁縻党人起见,不如从轻发落为佳”。
     预备立宪是清政府最后的挣扎。清廷为预备实行君主立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时人们已经不再信任清政府的各种花招,如果他们再屠杀革命党人,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所以载沣同意了善耆的意见,4月29日,清廷判处汪精卫和黄复生终身监禁。
     汪精卫一进监狱,便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写了一首《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成了革命青年敬仰的对象。为了表示革命的决心,汪精卫企图自杀,一次他看到狱中有口水井,就想跳井而死,但是那口水井上口大,内口小,小得不能容身,自杀没成;还有一次见墙壁上有颗铁钉,他就想一头撞死,但钉子太高,撞不到,又没有死成。
     汪精卫被捕后,孙中山非常关心,陈璧君等人更是费尽心机要救他出来,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眼见着就要灭亡的时候,它想出一条祖先经常用的办法,释放政治犯,以求天下太平。10月27日,清政府发布《罪己诏》,30日,开放党禁,同日,内阁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说:“窃见汪兆铭等一案,情罪似出有因”“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而当日朝廷不忍加诛”“合亟仰悬天恩俯准,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等,悉予释放”。于是在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被开释,获得自由。当时还有很多民众围在刑部门前,企望能亲眼目睹这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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