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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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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日本的思想战  

2017-04-05 09:15:19|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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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之间的冲突,既是刀兵之斗、制度之抗,也是语言战、思想战,笔杆子甚至比枪杆子还厉害。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在军事上,也在外交、舆论等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独特的思想战,通过宣传攻势,不遗余力地塑造国家形象,精心装扮,巧妙公关,咄咄逼人,这与颟顸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谈判过程中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改写国号之例”。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方面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居然自称“神州”“中华”,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量文告,都把自己妆扮成“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起到了相当大作用。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曾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远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若能战胜大清政府也许是一件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清朝统治。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甲午战争后,中国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亚洲主义”在东亚成为显学,中日民间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福泽谕吉早在1881年就提出,“今以西方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与我毗邻的中国、朝鲜等反应迟钝,不能抵挡其威迫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国,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一点可想而知。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须使他们效仿我国,迅速输入近代文明”。
  在这样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饰下,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远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这种自我认知,已经成为日本人历史观的主流,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思想界和政界虽然认为昭和特别是昭和前期是悲惨污辱的时代,但都共同坚信“明治是荣光的时代”,都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日本对外政策是正确的。
  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场对外战争,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迈入“文明国”行列的肇始。甲午战争之前,为了拖延从朝鲜撤军,日本提出将改革朝鲜内政作为前提条件,并邀请中方参与这一改革。在遭到中方拒绝后,日本随即向中国发出“绝交书”,指责中国的不合作态度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日本政府对因此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概不负责”。日本将其提出的朝鲜内政改革案,包装成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一场较量,向西方强力推销。为此,日本秘密聘用了英文版《东京时报》的美国编辑豪斯为其捉刀。五十八岁的豪斯曾是《纽约论坛报》记者,自1870年就在日本生活,深得日本政界和军界赏识,成为向西方发动宣传战的不二人选。
  西方对日本的朝鲜改革案大为激赏。《纽约先驱报》认为,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它一旦失败将令这一隐士之国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旧金山检查者报》的社论,则指责中国将朝鲜控制得如此死板,令“这个可怜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她的一千万人民的任何野心都会被轻轻掸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毫无色彩和低能的翻版”。
  日本人卓有成效的思想战,赢得了大多数欧美媒体的支持,将其作为进步的象征。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甚至表示,“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美国媒体开始夸耀是自己将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文明世界,坚称日本接受和复制的正是美国的体制和理念,将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尽管日本实际上受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更大影响。当时德国社民党的主席贝蓓尔在议会演说时认为,德国公众普遍对日本这个小国家敢于挑战庞大的中国、并不断赢得胜利而十分钦佩,一些德国报纸已经将日本称为“东方普鲁士”。
  美国历史学家赫兰德最近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表明,日本被看成“文明国”,而中国依然被看成是“野蛮国”,这在当时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观感,并认为这一观感至今还影响到世界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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