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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辛亥革命的前夜  

2017-04-29 12:25:53|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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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10日,极其普通的一天。一声枪响,大清帝国顿时全面雪崩。这一切,来得太快了。
  那一刻,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一家狭小的中餐馆内,有个中国人正端着盘子。他的头衔是“企台”,即餐厅服务员,为一位名叫卢瑞连的老板打工。两多月后,这个“企台”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叫孙中山。
  如同巫师般准确地预言了这场雪崩的,是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他的名字叫伊藤博文。1909年春夏之交,伊藤博文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宣称,三年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为标志,伊藤博文的预测,误差只有两个月。
  更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各省谘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争夺权势。时任日本首相的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本身虽是极好的东西,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他告诫大清官员,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并控制节奏。“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易事。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三天之后,伊藤博文在“东清铁路”的枢纽、哈尔滨火车站遇刺身亡。
  铁路此时已成为东北亚国际斗争的焦点,起于俄国赤塔的“东清铁路”,经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抵达海参崴,其自长春以南的路段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划归了日本,那就是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南满铁路”。
  日俄之外,英、美、德、法乃至更为弱小的比利时等国都纷纷各显神通,胡萝卜与大棒齐飞,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翻开清末民初的外交史,几乎就是一部铁路争夺史。
  因为关系到国家战略、战备和巨大的经济利权,铁路早已从单纯的经济问题上升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与推行以三权分立为目标的宪政,分别成为大清帝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旋律。但是,这条带领大清帝国走进人间天堂的神奇天路,却最终将清廷导向了死亡之路,出轨倾覆。
  出轨之路,源于民营资本大举进入铁路投资。大清政府不仅保护民营资本,还主动向民营资本进行“政治投资”:“独立资本”在五十万两以上的,如果其中资本过半,则“应照劝赈捐之例予以优奖”,也就是说,够条件的老板们会被授予一定级别的官衔,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
  1906年,在全面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铁路与航运、电报、邮政等统归邮传部专管。一时间,民营铁路大干快上,到1910年全国已经成立了十七家商办铁路公司。
  四川虽是穷省,但行政效率显然比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还要高,几年间就筹集了700多万两铁路建设资金,其中大多数来自小股东。这些连铁路及股票概念都不清楚的农民,据说有7000万之众,他们很容易地被那些坐在北京、成都、宜昌、上海四处办公室的公司高管们“代表”了。
  这些动辄宣称代表7000万人的高管,其实多数是上级领导机关任命的,或者是退居二线找个肥缺养老的老干部,或者是与上面过从甚密的地方士绅。居于掌管如此巨款的要职,他们在官商的双轨制中成了两边都不管或管不上的人,逍遥自在,“挟富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按照规划,建设四川铁路需要筹集4000万到5000万两资金,700万两显然还是太少,于是正好为川路公司的高管们提供了机会,他们以保值增值的名义,拿着这笔钱去进行资本经营。
  川路公司一个小小的经理人居然动用已筹股本的一半即300万两白银,在上海炒股和放贷,并且脱离了任何监控体系的视线。1910年,已持续三年麻辣火暴的上海股市彻底崩盘,300万两全部扔进了黄浦江。
  川路公司的检举信雪片般飞进清廷的纪检监察机构,对立各派还充分动用当时正在兴起的报刊,无限制爆料,相互谩骂,而且都是打着“人民”的旗号。随后,公司高管们又请求中央政府延长征收“租股”的期限,由“人民”为上海的炒股失败埋单。但按照此前的进度,一百年内都难以筹集到川路的建设费用,铁路实际上成了川路公司少数人的金饭碗。
  此时,中央政府推出了铁路国有政策,全面收购商股。但经历了多年的放任,地方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大的铁路利益集团。同时,在失控的宪政改革过程中,这个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又将势力蔓延到了地方议会,逐渐掌握了能够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政治势力。铁路国有化,就成为他们利用铁路再捞一把的良机。
  川路公司十分积极地响应中央的国有化号召,但随即就冷了下来,因为中央政府拒绝为炒股损失的300万两白银埋单。当时主管铁路的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把话说得很堂皇也很绝:中央财政的钱来自全国人民,政府没有权力动用它去填窟窿。
  川路公司几番争取不下,就开始通过群众运动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摇身一变,从公司的主人成了“人民”的代理人,宣称中央政府一要赖账、二要卖国,这就不仅令自己显得很可怜,而且很可亲,甚至很可敬了。川路公司不仅阻挠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府包括下令停收“租股”的重要文件,并且号召罢工、罢市和罢课,群体性事件遍布全川。
  一贯软弱的中央政府此时变得强硬,要求地方政府予以坚决打击。而四川地方官场此时明争暗斗十分激烈,省级领导班子内部相互算计,其中还夹着北京的政治争斗,更为复杂。
  在这种情形下,川路公司借机组织起保路会,哥老会等地方势力与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相结合,乘乱而起。流血冲突爆发了,四川局势迅速糜烂,中央政府下令驻扎在湖北的军队开赴四川,因此造成武昌空虚,最后引爆了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源自保路运动,这是一百多年来各种史学流派一致认可的。但是,为什么大清帝国的列车会在加速革新进程中突然脱轨,这其中的大量细节目前还被湮没在光环背后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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