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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道合一  

2017-04-26 12:38:34|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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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导“经道合一”,是清初儒学的基本特征。所谓“经”,是指儒家的经书,包括围绕经书而进行的考证,辨伪、辑佚、训诂等;所谓“道”,是指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包括人文社会政治等思想。“经道合一”的提出,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针对宋明理学发展到晚明以来“经”“道”分离这一客观现实而发的。
  经道分离使得“经”本身变成了纯粹的八股制艺之文。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胡广等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以宋元人经说为本,排斥汉唐注疏,由朝廷颁布天下,作为八股取士之圭臬,使“经”与八股相结合,变成制艺之文,成为士子的制举手段,“经”日趋僵化。对此,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道”本来包括“内圣”与“外王”两方面,经道分离使其内圣的属性逐渐走向空疏,发展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学无术,“满街皆圣人”的局面。也使作为“外王”的社会政治功能丧失殆尽。汉以下,儒学与统治者的政事联系在一起,并指导政治。明末以来,“内圣”与“外王”的疏离,使儒学失去了对政治的指导作用,加之内忧外患,最终导致国破家亡。
  面对“经”“道”之间的割裂,明代中叶以来一些学者给予批判,并初步提出“经道合一”的思想。罗钦顺主张对于理学的“性即理”“心即理”诸“道”,应“取证于经书”。杨慎把“经”与“道”的关系比喻为“椟”与“珠”、“筌”与“鱼”的关系,正如无椟不能买珠,无筌不能得鱼一样,它们应该密不可分。归有光则强调“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明经即明道,离经则无以见道。
  承明人的倡导,清初儒学十分关注“经”与“道”的关系问题。他们论述的视角虽然不尽相同,但使“经道合一”思想更加明确、系统。钱谦益在他的《初学集》中说,“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方以智在他的《青原山志略中》主张,“藏理学于经学”,顾炎武则提出“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在这里,理学即道,经学即经,经与道一致。顾炎武还对“道”的内容做了说明,“博学于文”“行已有耻”,此语源于《论语》,道由经出,体现了经道不分离。朱之瑜提出,“书理只在本文”,亦即道不离经,对经本文认真下功夫,其中道理自然会体悟。黄宗羲强调为学必先穷经。吕留良认为,“士必通经博古,明理学为尚”。
  “经道合一”的意义在于:第一,考证与义理的统一。经文涉及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必须依赖考据才能弄懂,同时又含有微言大义,这就需要掘发义理。因此考据与义理是相辅相成的。第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内圣”偏重修己,涉及性与天道等,“外王”指治人,涉及社会政治等,它们也是相互统一的,“内圣”必须开出“外王”,经世致用才是归宿。第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致。所谓一致,并不是等同,因为事实与价值有区别。相对而言,对经本文的考据、训诂,由于其寻探的对象是史实,必须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属事实判断。对大道的阐发,由于其研讨的对象是思想,则离不开诠释主体的观点、立场,属价值判断。正是由于这一点,不同时代人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把自己的观点注入其中,赋予儒学时代的特色。而后人又根据其中折射出的思想火花进一步加以诠释,使儒学具有永恒的魅力。
  提出“经道合一”,意在矫挽明末经学空疏之弊,由于受明清之际社会剧变,以及学术自身的影响,使儒学学风发生演变。首先,由对“道”的重视,向实用经世方向演变。清初诸儒在以武力抗清失败后,不约而同地转向著书救世,总结明亡教训,阐发通经致用思想。对“经”的具体研究,也体现经世致用的用意。一些儒家或讲学,或办书院,通过实践,希望来实现自己的经世主张。经世致用由于时代的影响,具有一种鲜明的社会批判、反抗色彩,其救亡与忧患的意识,跃然于纸上。其次,由对经本文重视,向通经学古、考证辨伪方向演变。明儒在讨论“经”与“道”关系时,就有偏于“经”、重视考据的倾向。入清以后,这种倾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诸儒纷纷参与到对“经”的考证辨伪行列中,其结果使得已经受到了致命之伤的宋学,再一次回归健实之路。“经道合一”思想不仅为学术界所认同,而且借助儒臣深入宫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圣祖便通过与日讲官的论学问对,接受了“自汉、唐儒者专用力于经学,以为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学即在其中”的“经道合一”观点,并逐渐使之成为清廷文化政策的一个思想依据。
  事物的发展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康熙后期,儒学的“经道合一”有以经代道的趋势,对“经”的研究向考据、训诂方向转变。其重道经世的特征虽然存在,但已经变味,其中忧患救亡意识、社会批判性、反抗性的色彩渐渐淡化,建设性、服务性的成分逐渐增强,成为维护新朝的工具。个中原因,十分复杂。比如政治上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基本建立,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社会日趋稳定。比如经济上兴修水利,蠲免田赋,奖励垦荒,促进经济复苏。比如文化上崇儒重道,倡导经学,举行经筵,日讲,编修明史等,成功地拢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消磨他们的反抗斗志。但关键还是学术上的内在逻辑使经世致用的内容减少,考据、训诂的影响愈来愈大。同时,随着岁月的流逝,清廷的日益巩固,明遗一辈大儒不是老化,就是谢世,其自身的反抗意志趋于淡薄,或派子弟门人,甚至亲自服务清廷。新生的第二代,其生活的时代已与明遗不同,他们没有经历过明清之际血与火的洗礼,既定的社会现实,使他们采取比父辈更加务实的心态,他们接受了新朝。这一转变,是学术与政治互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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