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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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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苍生  

2017-04-02 16:05:40|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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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刘蓉集》,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人的复杂性,但同时又被人的复杂心理状态所击中。
  当年,曾国藩在岳麓书院求学时,他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他们三人,一见如故,是金兰之交,更是君子之交。在我看来,晚清时期的所谓“同治中兴”,便是由曾国藩那一批人读书人的努力所造就的。那是一个需要圣贤崛起、立德立功的时代。而他们那一批读书人之所以能成就这样的局面,除了风云际会,根本上还在于他们那一批读书人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理想主义怀抱与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
  曾国藩在清廷做翰林的时候,特别推崇司马迁、韩愈的文章,刘蓉就此写信告诫曾国藩,说我们要以道德标榜于世人,如果仅以文章自诩,那就太小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就担负不起我们的这个时代。刘蓉与曾国藩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教养和思想,包括他们做人做事的逻辑,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解读刘蓉,也就是在解读曾国藩。
  刘蓉与曾国藩、曾国荃,经常有书信往来。他有两封信比较特殊,一封信是他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是他写给曾国荃的。仔细阅读这两封信,我仿佛看到了两个刘蓉,一个刘蓉是圣贤,而另外一个刘蓉则是魔鬼。
  刘蓉给曾国藩的那封信,写于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之际。早年刘曾之间有个约定,说是哪天功成名就之后,我们就“归去来兮”,回到故园乡间的山水田园中去。曾国藩位极人臣,功成而无法身退;刘蓉早有赋归之念,但到了真正回归故园时却有点狼狈。刘蓉在陕西巡抚任上遭到弹劾,被革职留任,接下来又遭遇沪桥之败。战败归来,刘蓉就给曾国藩写了这封信。信很短,主要目的是求助。刘蓉在信中说,他在陕西当了三年拮据的巡抚,风雪交加的沪桥之役,死了两千多子弟兵,裸尸纵横,无人收敛。到如今,这些战死在异乡客地的子弟兵,不仅没有得到朝廷的抚恤,就连他们活着的时候朝廷所欠的饷银也没有补发。在同捻军作战时,朝廷就已欠下他们一年多的饷银。沪桥之败,士卒们衣履破弊,被太平军刳腹破肚后,肠胃中仅有麸糠,想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独人父母,而卒无以存恤之”,想到“生者含悲故土,死者饮泣黄泉”,真是惭负神明,负疚在心。为此,刘蓉“伏乞阁下,念惨死忠魂,沦骨异域”,咨照有司,捐银兴工,在他们战死的地方,“建祠葺冢,以慰安之”“庶冀九幽毅魄,稍有凭依,不至啼青燐而泣宵露”。
  刘蓉的这封信,很沉痛,很悲怆,仔细读,会把眼泪读出来。那种伤怀,那种悲悯,那种怜爱,是刘蓉对他自己的,也是对三湘子弟的,更是对天下苍生的。这就是他曾经努力要成为圣贤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必须承认,读书人当中的杰出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之情,就是出于对具体生命的怜爱和悲悯,这叫“视民如伤”。于是他们奋袂而起,要“抚辑疮痍”。像刘蓉这样的读书人,“举家效愚忠”,去为国家打仗,也许是在求功名、图利禄。然而,这种需要搭上自己性命的功名,这种需要搭上全家人性命的利禄,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功名和利禄。他们的作为显然必须有内在的情感冲动作为依据,对他们来说,这种情感冲动当然是从神圣的家国伦理生发出来的。刘蓉的这封信,大致可以说明他作为圣贤的抱负和情怀从何而来,说明他那高远的期待和自我期许从何而来。刘蓉的这封信,表露出来的是他对牺牲了的子弟兵的负疚,是他对无辜苍生的悲悯,是他“治国平天下”“济生民于水火”的信念。
  可是,刘蓉还曾给曾国荃写过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刘蓉是四川布政史。他在信中说,得知朝廷任命你为浙江巡抚,说明你的作为“上契帝心,下孚民望”;他还在信中说,我到四川一年多了,对地方毫无裨益,只有一件事情还值得告诉你,就是石达开就缚,巨患荡平。接下来,刘蓉就说了那件具体的事情。这封信的口气跟前面的那封信完全不同,没有一点悲苦颓丧,而是自负骄傲,志得意满。刘蓉说他如何飞调重兵,力扼大渡河,让石达开部归路既断,粮道复绝,死亡枕藉,偶尔有逃跑以及冒死抢渡的,均被击毙或落水溺毙。最后,“石逆势穷力竭,束手就缚,所剩部曲数千人悉弃械乞降”。
  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确实在大渡河边走到了绝路,但是石达开其实是主动投降的。石达开为了保全手下数千人的性命,这才有刘蓉所说的“束手就缚”“弃械乞降”。那么,刘蓉是怎样处置投降的石达开及其部属的呢?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除了将石达开和他的儿子、亲信共五人押解成都之外,其他人全部“骈戮于大渡河畔,竟无一漏网者”。信中还说,石达开在接受审讯时,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最后“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刘蓉这样的描述,绝对不是在彰显石达开的英雄豪气,而是在告诉曾国荃,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强悍的家伙,而他比石达开更加强悍,更加凛然大义。
  从我们今天的立场看,包括石达开,包括那数千名被刘蓉一一处死的太平军,显然也都是无以为生、无路可走的苍生,但是,就像曾国藩当年在“讨粤匪檄”中所表明的那样,为了列祖列宗,为了孔孟名教,必须施以雷霆霹雳。当名教落实为君臣父子的纲常借以保证统治秩序的安全有效,当名教抽象为一种需要去无条件卫护的主义时,所谓苍生,在刘蓉的眼中,就不能不一分为二了,一半是温驯的子民,一半是添乱的禽兽。
  天下与苍生、庙堂与江湖、世道与人道,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融洽一致的是非与标准,天下苍生总是被裹胁在历史的沧桑里,兴亡皆苦,命如草芥。于是,作为圣贤和作为魔鬼,从温情脉脉到暴戾恣睢,就成为了他们面对苍生的一体两面。出自同一个人的作为,并且同样基于他们经国济世的抱负,存菩萨心肠而付诸霹雳手段,仰望圣贤却难免堕入魔障,向往王道却总是辅成霸道。此时,以家国伦理为中心的儒家义理,就有了准宗教的性质。在极端的境遇下,这些读书人不惜用“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道德哲学作为自我开脱的借口,而他们所杀的人,和他们自以为需要保护的人,原本都是生民,都是子弟。
  我以为,面对苍生,这样的困境,刘蓉无法自我摆脱。摆脱以至于超越这种悖谬性逻辑,必须有待于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制度框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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