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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  

2017-04-23 21:41:53|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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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至1911年的清末新政,是晚清历史上的第三场改革运动,也是清政府的最后一场自救运动。然而,这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化改革运动不但没有实现清政府的初衷,反而加速了清朝的覆灭。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遭八国联军镇压的背景下启动新政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改变自身顽固守旧形象,逃避列强追究其纵容排外运动的责任,以博取外国人的欢心。因此,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无视民众利益。
  在讨论改革路径时,作为清廷负责新政总机关的督办政务处曾主张改革必须以救贫为始基,绝不可“先事搜刮”,建议先尽裁冗费,取天下所痛恶者革除一二,天下所甚愿者兴办一二,以争取民心。但由于这一改革建议过于保守,并不符合当时慈禧太后的趋新意愿而没有被采纳。清政府最终采纳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的改革方案。
  《江楚三折》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近代化改革方案,内容涉及官制、军事、法制、教育、农工商业及财政和货币改革,但它却是地地道道的“先事搜刮”,根本没有顾及当时中国的国力和民力。在这一改革思想指导下,清政府的岁入和岁出及财政赤字随着新政的推行,直线上升,全国民众的痛苦指数也随之急剧飙升。
  在清末新政改革过程中,190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受日俄战争中日胜俄败系立宪战胜专制神话的迷惑和鼓舞,在国内立宪派和一部分官员的建议和奏请下,这一年的七月清廷颁布上谕,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1日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核心地位,作为新政的突破口。清政府的改革转向,不但打乱了清末新政改革计划,加重改革负担,而且还诱发和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由此危及整个新政改革事业以及清朝的统治。
  1906年9月中央官制改革一启动,袁世凯就有意借官制改革机会,裁撤军机处,按照立宪国家成立责任内阁,拥护他的政治盟友庆王奕劻出任国务总理,自己做副总理大臣,以此达到控制中央政府的目的。但是这一方案传出之后,立即遭到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醇亲王载沣等官员的坚决反对,部院弹章蜂起,甚至慈禧太后本人也大为震怒,结果设立责任内阁方案胎死腹中。
  1907年春、夏之间,东三省官制改革又直接导致清廷内部发生轰动朝野的“丁未政潮”。以岑春煊、瞿鸿禨、林绍年为首的汉族官僚不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勾结庆王,借中央和地方官制改革之机扩充个人势力,联合御史赵启霖等,以杨萃喜案参劾庆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亲贵弄权,贿赂公行,结果导致袁世凯的亲信、黑龙江巡抚段芝贵遭撤职、查办,庆王之子载振被免去农工商部尚书一职。袁世凯和庆王则联手部署反击,先以广东有革命党人起事为由,将岑春煊排挤出京,由邮传部尚书调任两广总督,继又贿买御史恽毓鼎,参劾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致使瞿遭革职,后再设计诬陷岑春煊结交康梁、密谋推翻朝局,致使岑再遭开缺。同时,林绍年也被赶出军机处,出任河南巡抚。
  “丁未政潮”从1907年的4月一直延续到8月,长达四个月之久,虽然以奕劻和袁世凯的获胜而告终,但因预备立宪政治改革引发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因此归于平静,反而被重新点燃。“丁未政潮”平息后不久,富有统治经验的慈禧太后就进行权力的再分配,为抑制庆王和袁世凯的权势,9月4日以明升暗降之策,将袁世凯调离北洋,削去了他的兵权,任命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将另一位汉族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调入北京,任命张之洞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而在此前的6月19日,慈禧太后乘罢黜瞿鸿禨军机大臣之机,任命醇王载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此达到既制衡庆、袁权势,同时又加强中央和皇族集权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1909年摄政王载沣上台执政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政治改革而展开的权力斗争更趋白热化。为防止袁世凯在将来政治改革中通过攫取责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控制朝政,载沣在一部分满洲贵族和汉族官僚的鼓动下,于1909年1月2日下达上谕,彻底剥夺他的权力,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令其“回籍养疴”。
  与此同时,载沣还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以他本人为首的满族亲贵少壮派之手,不但自任陆海军大元帅,训练一支由他亲自统帅的禁卫军,而且还任命他的二位亲弟弟载洵和载涛分别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和军咨大臣,掌控清朝海军和陆军,打击妨碍他集权的其他满洲贵族,先后解除当时清廷中两位最具干练之才的满族官员铁良和端方的职务。
  因政治改革所引发的清廷内部权力斗争,一方面导致清末预备立宪政治改革严重走样,毁坏了清末政治改革的名声和实际效果,同时也削弱了新政的领导力量,致使清朝末年呈现出“朝中无人”的景象。另一方面,因政治改革引发的权力倾轧还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力,特别是瓦解了作为清朝统治支柱的满汉官僚政治同盟关系,由此给清朝统治带来灾难性后果。当辛亥革命爆发后,手握北洋军权的汉族官僚大臣袁世凯,没有像曾国藩当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那样对付武昌起义,继续维护清朝统治,反而与南方革命党人谈判、妥协,逼迫清帝退位。而清朝的满族亲贵们也因清末的权力斗争彼此猜忌、交恶,不能合力对付革命,而是自谋出路,各奔前程。清朝统治在众叛亲离中轰然倒塌,这不能不说是预备立宪政治改革所产生的一个恶果。
  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之后启动预备立宪政治改革,不但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还进一步恶化了与由传统士绅转化而来的国内立宪派的关系,促使原本支持清政府改革的国内立宪派倒向革命一边,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尽管清政府在启动预备立宪时,一再公开声明他们无意放弃君主权力,实行英式或美式宪政,但预备立宪一旦启动,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自然激发起国内立宪派的民主热情。1906年9月1日仿行立宪上谕一经颁布,国内立宪派们便闻风而动,成立立宪团体和组织,研究和宣传西方宪政,推动国内政治改革。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开办后,国内立宪派更是充分利用这一政治平台,行使民主权力,并于1910年发起三次全国性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于1911年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
  虽然立宪派提出的速开国会的要求在当时并不具备条件,过于激进,但他们因宪政问题与清政府产生严重冲突和破裂,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在速开国会的请愿遭到拒绝后,立宪派便对清政府产生了二心,1911年春夏,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基础上成立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宪友会,将建立宪政的希望寄托在自身力量的壮大上。当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推出皇族内阁后,各省立宪派便立即采取行动,公开与清政府叫板,要求清政府解散皇族内阁,按照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重新组织,内阁须受议会监督。
  武昌起义事发后,各省立宪派便纷纷抛弃清政府,倒向革命一边,相继宣布独立。这些,不能不说是清政府政策上的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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