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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屏弃虚文,敦尚实政  

2017-04-23 21:39:35|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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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的父亲康熙帝,晚年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腐败之风严重泛滥。雍正帝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整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会渲染当地吏治如何糟糕;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有改观,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说,他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指出,并进行尖锐的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奉到雍正帝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的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我,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故伎重演。雍正四年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
  雍正帝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帝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他不想看那一笔糊涂账。同年闺五月,江西巡抚谢曼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帝仔细看过之后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康熙帝晚年,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皇帝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帝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帝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时务要各抒己见,不得观望附和。雍正四年六月的一天,雍正帝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至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为彻底改变这种劣习,雍正帝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帝建立起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帝十分反感。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雍正帝的一道谕旨,内容是要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雍正帝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他想以此博得雍正帝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雍正帝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帝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内的事情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雍正二年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帝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帝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尝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十年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帝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帝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大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却更需要胸怀。雍正帝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赏赐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实心任事,是雍正帝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二年,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帝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帝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帝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帝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帝重视,是在雍正元年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帝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主管滇黔桂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也是以“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国”而得到雍正帝重用。雍正帝告诫臣工,鄂尔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为他忠公务实,这是根本,要学就学他这一点。深得雍正帝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帝告状,雍正帝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雍正帝赏识李卫,就是因为李卫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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