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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读书人沈壵的贫困际遇  

2017-04-19 23:45:49|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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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古代读书人多怀经世之志。他们或专心著述,以学问经世;或仕进从政,以业绩经世。然而,经世之途绝不是一帆风顺,不少读书人历经坎坷,不获见售,清代嘉道年间的沈垚就是其中之一。
  沈壵(1798-1840),字敦三,号子敦,浙江乌程人。精于史地之学,于西北及蒙元史研究多有贡献,其遗著后经吴兴刘氏嘉业堂汇集为《落帆楼文集》。沈壵早年治学“究名物而弃微言”,后受张履影响转而为致用之学。他认为,“古人绝大事业皆豫定于未仕之先”,故欲为经世之学,在未仕之前当贯穿经史,“晓古今典章之见”和“治乱得失之故”,并结合“当世之务”,详考史地,一旦仕进从政,即当用“生平之学”兴利祛弊,“有实政及民”。然而,沈壵出身贫寒,“室粮时乏”,生活至苦,这就使得他的经世理想在实践中陷入了重重困境。
  沈壵以“学术”经世为志向,但困于生计,不得不耗费精力于考索之“技”。沈壵思想中有“学”“技”之分,他认为,“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在他看来,治经、治史才是“学”,至于考证、金石等方法则只是“技”或“艺”。沈壵自言“实不愿以考证见”,但困居京师数年,却不得不“籍考证以自给”。造成沈壵在“学”与“技”这种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直接原因就是他所面临的生活困境。
  沈壵一生“为贫纠缚”“常怀饿死之忧”。京城是“种种用财之区”,买治学所必备的乾隆《一统志》等著作、周恤友人盛朝勋和纪庆曾的遗孤、刻印恩师施国祁遗著《金源札记》等,处处要钱。而沈壵馆谷渐少、时有断绝,只得“以所入之数酌量所用”。老亲无以养,危急时赊借无门,求五斗米而不得,甚至日仅两餐,“长饥腹痛”。
  面对如此境遇,沈壵哀叹“若不出游,则衣食无籍;若仍出游,则故业益荒”。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藉考证糊口”,被迫代人从事考索之技,聊以度日。一旦受雇于人,在学术上的发挥余地自然也就相应要小。在与许海樵的书信中,沈壵感慨“受羁绁而不得自由,罢精竭神,奉技以就犬马之食,身世如斯,良可哀也”。在“寄豢于达人,弊心力于故纸”的境况之下,沈壵深感“欲思索明理,考论文章,苦不得暇”。
  沈壵欲以史论经世,却囿于见闻,“无以周知当世之故”。沈壵不满足于琐屑考据,试图“览观史策于古今得病”,从史事中窥测其规律与意义。沈壵“所愿在熟读《通鉴》”,他认为《通鉴》对“立身处世之道”大有裨益。他评价钱大昕“有史学,而无史才,故以之释史则得,以之著史则琐屑破碎,不合史法”,尝言“心所欲言者,拟为史论以发之”。但沈壵家处偏僻,看不到邸钞,“无以周知当世之故”,欲为有用之学而“无好题目”,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即使有好的题目,“不明悉国家典故,则开口便错,无可下笔”。他自感“见闻寡少,所得殊陋甚”。沈壵渴望游历四方,可惜他寄人篱下,“积百余金之债”“身无一钱之余”,无法成行。他渴望“览观史策”,可惜入京前,“寓中乏书籍”,又无处可借,如所作《新疆私议》只得“独从故纸中搜得”,沿袭史传建议屯田。他和他的朋友徐松有一个相同的观点,认为“有水之地,回民种植,不可夺其利”;然而,他们的观点当地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入京后,又专办志书而“久不读书”,所得日少,“意欲作史论数首,仅成其二”。
  沈壵以入仕济民为理想,困于科场欲遂平生之志而不得。读书人要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行“生平之学”,兴利祛弊而“有实政及民”,则必须入仕。为此,沈壵积极参加科考,一生十二次出入科场,但造化弄人,始终困于场屋。沈壵早年即有文名。沈曾植的祖父沈维鐈视学东南时,与沈壵结为忘年之交。沈壵在科场不得志。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何凌汉主持浙江乡试,因在京城时经常听沈壵好友徐松谈及沈壵的学问,所以对沈壵给予特殊关注,才使他成为优贡。沈壵在科场的遭遇与道光年间的科举弊端不无关系。道光科场“非贿属公行,即择取吏胥俗书”,中式者“多半是关节”。浙江有誊录之弊,不论考生字迹如何,都可通过贿买,用馆阁小楷誊录试卷。沈壵经济窘迫没有贽礼疏通,缺少权势关照,他的字虽属钟繇、王羲之笔意,但不习吏胥常用的馆阁小楷。他的考卷多遭“不阅”之运。同一张试卷,房考官“评以气清词润”,而主司则“评以稚弱无力”。尽管有考官叹此卷“斟酌饱满,望而知为积学之士”,但最终仍不获见售。在一片可惜声中,沈壵的入仕报国之门慢慢地被封闭起来。
  沈壵的贫困际遇并非偶然,他的周围全是一群在贫寒饥饿中挣扎的读书人。他的友人纪庆曾游学山东,“困乏中次子夭殁,其归时,行装用尽,冬月衣单,不久就贫病而卒”。沈眉寿幼年失父,家境贫寒,又常被人所欺,至境地窘迫。姚燮“馆席难谋,靠卖画无法自保”,只得离京。张履因推重他的顾莼、田雨公两位先辈离世,无人可依,亦不得不回归故里。金锡桂“家食口较多,困厄不堪,其殁后,妻子栖身无所”。这些读书人的经历有着时代所赋予的共同性。可以说,沈壵的遭际就是嘉道时期贫苦读书人的遭际,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下层寒士命运的真实写照。读用世之书、治“有用之学”不能“救饥”,也无益于科举仕进。在现实面前,“士人日少一日”,而所推为读书者,“大概不过阅几行说文,辨几纸古碑略事”,以“取流俗之誉”;“所谓文章者,皆无与天下国家之故”。学风浮躁而人心败坏,很多读书人疲于奔命,“未得志则借声色以媚世;既得志则,其心亦愈幻,而愈险”。这一情形,预示着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危机来临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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