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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治病的树皮  

2017-04-16 00:05:12|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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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三十二年,有一天晚上,皇上高烧不退,宫里各色人等彻夜不眠,太子开始监国。恰巧有几个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溜达到了北京,向宫里人一打听,觉得皇帝那症状好像是疟疾。他们打算送点奎宁给康熙皇帝。传教士手里的所谓“奎宁”,只是来自秘鲁的一种树皮。十七世纪初,西方人从南美洲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的本事,随即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垄断了南美洲金鸡纳树皮的生产。于是传教士们捧着树皮进皇宫了。
  当时,清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满朝文武没有几个人搞得清“英吉利”“法兰西”。在皇帝打摆子的那个夜晚,西方文明发挥了它的“神效”。宫里先是找来另外三个发烧的病人,按传教士的吩咐,把树皮研磨成粉,混着酒给他们服下。三个人全都康复了。但这事儿还没完。太子闻知此事,把那些想着用西药的“冒失轻率”的大臣骂了一通,他怕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也担待不起。于是,高层人士为政治责任纠结了起来。根据传教士的笔记,有四个大臣最后豁出去,为了向太子证明没啥好怕的,以身试药。晚上六点多钟,太子亲手调了药,大臣们喝下就睡觉去了,只有皇帝在病痛的折磨中又过了一天。
  到第二天凌晨三点,一夜没睡好的康熙帝打听了一下,那几个大臣还睡得好好的。于是他直接就把药吃了。天一亮,病就好了,皇帝还在等再次发烧,等来等去没等到第二次。整个皇宫都陷入了巨大的喜悦。那一刻,传教士也许看到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曙光。西方科技昌明,皇帝对此想必最有切身体会。既然如此了解,那么让他接受上帝,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至少传教士们在日记中一直抱着这种希望。与后来的西方人不同,那时的耶稣会传教士从不吝啬对东方文明与中国皇帝的赞赏。康熙帝是如此好学、聪颖而又谦逊,他与传教士能如师生一般相处,一起研究天文地理。消息传回欧洲,文人大哲们也纷纷称赞东方的开明,“东方热”席卷欧洲,伦敦暴发户的标配,就是家里有一套雕着龙的“山寨”款中国家具。
  西洋医学亦开始盛行于清朝宫廷,武英殿的露房被辟出来,专门摆放“西洋药物”。其中有一种神奇的“西药”,名叫“德里鸦噶”,也是传教士进献的,功用是“包治百病”。但凡阿哥臣子突染什么久治不愈的毛病,太医就会无视御药房,转而向皇上讨一味西药来吃。服用方法还是依照太医开的方子:德里鸦噶,解毒化疹,兼用西瓜津清其烦热。可见,那时的中医、西医,并不像如今这般泾渭分明,或者说,真正与中医截然不同的并不是所谓“西医”,而是现代医学。
  在欧洲,作为疟疾克星的金鸡纳树皮,一点点撬动了统治西方医学界近两千年的盖伦主义医学。古希腊医学家盖伦推崇的“四体液说”,从气、水、火、土四种基本元素的特性入手来治病,一直被西方人所信奉。因为相信生病的人总是“热”而且“湿”,于是病人在发烧时被排出又热又湿的体液就成了一种治疗方法。那年头,欧洲的富人常常会被医生放血放到晕厥,可以肯定,康熙帝一定也从传教士那里听说过放血疗法。
  那时,西方医学解释不了金鸡纳树皮为何会对发烧产生疗效。也正是康熙年问,欧洲的化学家与生理学家开始将医学思想发展成为一种精确的科学。人们尝试着用实验去证实结论,揭示真相。而做实验,似乎也是康熙帝的兴趣之一。那是一个现代文明蓄势待发的时代。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事物的影响力,在当时的中国,从不曾迈出宫廷半步。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康熙朝似乎与现代文明的萌芽擦肩而过,皇室成员享受过它带来的便利,却不曾意识到这些新知蕴藏的力量。欧洲学者争相研究金鸡纳树皮奥秘的场景终究没有出现在当时的大清帝国。
  文明漫不经心地交汇过,又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散开。落后,往往在最兴盛的时刻就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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