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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容闳  

2017-04-15 00:21:21|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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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年11月,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容闳的哥哥进了私塾,家里实在没钱再供容闳读书。容闳七岁时家里人把他送进了学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容闳十八岁那年,教会学校的布朗校长要回美国,临行前他在班上说想带走几名学生赴美深造,如果有谁愿意,就站起来。沉默良久之后,容闳站了起来。1850年,容闳在美国慈善组织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他是耶鲁大学乃至所有美国大学里第一个中国毕业生。
  1855年,容闳学成回国。在香港,容闳结识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农民家庭出身使容闳对洪秀全起义抱有天然的同情和支持。1860年11月,容闳欣然前往天京,与洪仁玕一见面就提出了七条建议,主要是针对教育: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将《圣经》列为主课等。这些建议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太平天国传统帝王式的统治制度不能接受这些伤筋动骨的改革。当时太平天国政权已是风雨飘摇,领导集团腐化堕落,血腥内讧,将领在外频繁征战,自保不暇,无心求变。洪仁玕出于相惜之情,给容闳封了太平天国的“四等爵位”,但容闳把官印原样奉还。一路察访,他发现太平天国远不是自己想象中的理想国,他认为太平军素质低下,领导人贪图享乐,这些人不能推翻清王朝,更不能实现他的教育理念。他大失所望,落魄离开。
  1863年,曾国藩刚刚筹建了安庆军械所,他听说容闳留美八年,认为容闳正是自己急需的人才,遂力邀容闳加入。盛情难却,1863年秋,容闳到安庆拜见了曾国藩。曾国藩成了容闳一生最崇拜的人。很快,曾国藩正式任命容闳为出洋委员,赴美国购买机器筹办机器制造厂。他还授予容阂五品军功衔头,并请赐戴蓝翎,此衔头只在国家用兵时封赠从军有功之人,文职赏戴花翎,必须由皇帝赐予。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容闳特别器重,为他专门向朝廷请封。往返历时将近两年,容闳采买的机器安全抵达上海,充实了曾国藩规划、李鸿章负责的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大悦,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领高薪,命他协助管理江南制造局。
  容闳早年立志要促成的官派留学生计划,终于有了位高权重者支持。他向曾国藩陈述他的计划,果然获得首肯。曾国藩与李鸿章几次联名上奏同治皇帝,1872年春得到批复后,任命容闳为出洋副委员,主抓幼童选派和监督事务。
  1872至1875年间,一共有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出洋。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回国安排工作,现在看来是美事,但当时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往国外,并且一去就是十五年。容闳从自己的老家香山和周边村县入手,挨家挨户动员。报名的幼童几乎没有一个是世家权贵子弟,大多出身寒微,也许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能“豁得出去”。
  幼童一到美国就如鱼得水,以惊人的速度克服语言障碍,成为各校最优秀的学生。容闳采用了最前卫的管理方式,让幼童两人一组分散居住在志愿报名的当地家庭,使孩子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中美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必然导致孩子们做出的“大逆不道”之举,他们全都脱了长袍马褂,改穿西装,个别胆子大的孩子还剪掉了辫子,跟主人去教堂接受洗信,见了清廷留学生长官不再行三跪九叩之礼。留学监督陈兰彬、吴嘉善对此大为焦虑,屡次和容闳激烈争论,还写信向李鸿章告状。李鸿章看在先师曾国藩的面子上,对容阂保留信任,把这些批评意见转给他,让他注意。容闳当时就不能淡定,又气又急地回信。他常年留美,很不熟悉官场规则和中文书信的遣词谋篇,信中没说清留美学生学业如何精进,日后如何能为国家担当重任,反倒用了许多情绪化的刻薄言辞予以还击。李鸿章不免生气地对人说,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把他的信弃置一旁。朝中保守派纷纷主张撤回留学生。
  第一批幼童眼看就要大学毕业,现在撤回,功亏一篑。几尽绝望的容闳在美国文化界、政界奔走求助。母校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亲自起草信件致清政府总理衙门,希望留学生继续学业。容闳的一位牧师朋友通过大文豪马克·吐温引领,谒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格兰特立即修书给李鸿章请求力挽狂澜。李鸿章本心并不想断送留学项目,但保守派的强势意见使他左右为难。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李鸿章对美国气不打一处来,容闳失去了最后一根稻草。1881年6月,奕䜣列举留学生四大罪状,上奏光绪帝撤回留美学生。当年8月,近百名“幼童”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其余皆半途而废。
  这些留学生回国若干年后,成长为转型中国的中坚力量,其中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国开国总理唐绍仪。容闳送出去的学生,归来后无论才干、见识、人品,都堪称一代俊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分裂为两派:慈禧太后与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光绪帝与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容闳赞成作战,因此获得李鸿章政敌张之洞的好感。1895年初夏,容闳面见张之洞,慷慨陈词,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西方外交、财政、海军、陆军人才,实行政治人才大换血,输入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对这样的意见,张之洞当然不可能赞同,用容闳的话说,张之洞就像一块“已干之海绵”,只能吸水而不能吐出来任何东西。
  此后两年,容闳试图实业救国。当时清政府根本不知道银行为何物,容闳托人给光绪帝递上条陈,详加说明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附有草图。这是一套完整、系统而且可行的方案。“帝师”翁同龢专门召见了容闳,计划得到光绪帝的批准,容闳立即着手操办起来。孰料洋务重臣盛宣怀也一直伺机办银行,他携重金赴京上下打点,抢来了这个既得名声又有大利可图的项目。容闳草根出身,对官场潜规则一窍不通,他忿然总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1898年,容闳已经是七十老人,但维新变法让他重燃豪情。他积极参加维新派各种学会活动,康有为、梁启超都很看重这位改良先驱。容闳把自己在北京东安门的寓所提供给维新党领袖作为会场,容闳家便成了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变法开展三个月,遭到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的扼杀,维新派铤而走险,由谭嗣同于9月18日深夜访袁世凯求他武装“勤王”。当夜,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先后来到容闳家,紧张地等待着谭嗣同带回消息。
  结局并未如愿。北京城开始全面捕杀维新党人,容闳也上了通缉名单。他潜逃出京,经上海租界迁至香港。经此剧变,容闳的思想更加激进,他在新加坡与康有为重逢,商量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起义营救光绪帝。1900年9月,容闳化装成商人,冠假名泰西登上赴日本的轮船。几乎同时,策反李鸿章反清失败的孙逸仙也匆匆登上这艘轮船逃亡。容闳与孙中山这对香山老乡曾经于1896年在伦敦匆匆一晤,这一次同舟共济使他们得以彻夜畅谈。
  容闳晚年流亡香港,住在皇后饭店,他在香港的房间又成为革命党人聚会的场所。他一度热心沟通孙中山与康有为,希望维新派与革命派能够联手反清。但康有为坚持保皇,且其私吞华侨捐款的丑闻被容闳知晓,容闳与他公开决裂,彻底加入革命党阵营,帮助孙中山筹集起义军费,支持孙中山开展武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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