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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大清帝国的第一届资政院会议  

2017-04-12 11:33:19|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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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9月,大清帝国的资政院召集议员,正式成立。原定钦选和民选议员各一百名,由于新疆谘议局尚未成立,缺少两名民选议员,钦选议员也就减少了两名。
  大清帝国设立资政院,是考虑到“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也就是说,目的在于培养锻炼议员的能力,为成立两院制的正式国会奠定基础。资政院拥有讨论议决国家财政预算、决算、税法和公债的职权,拥有宪法以外各种新定法典及其修改的职权,还有质问、弹劾行政部门和大臣的权力,核议督抚侵夺谘议局权限的权力。从法理上说,资政院是国家的最高立法和监督机关。
  1910年10月3日,大清帝国的资政院召开第一届会议,议员特别是民选议员极为珍惜“选民代表”的荣誉,严肃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特别是在审核1911年国家预算时,更是一丝不苟。政府交出的预算总额短亏五千多万两白银。议员们认为,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自己既然是民众的代表,就应减轻民众的负担,决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供政府挥霍浪费。因此,审核时便尽可能地裁冗员、节糜费。比如,邮传部的预算仅京奉铁路杂费中的纸笔一项即达六万多两,议员们认为,就是随便用,也用不了这么多,于是核减了五万多两。该部门还有另外一笔经费叫“免票费”,是专供钦差、总督、巡抚、将军外出调查时使用,共有八万多两;议员们认为,各国只有议员有免票费,而现在我们议员都不愿使用,其他人更不能使用,必须通通裁去。经过多次详细审核,将国家原预算总额37635万两核减掉7790万两,使岁入总额略有盈余。
  为了捍卫资政院的立法职权,议员们不畏皇权,不惟政府之命是听。在这方面,除了向政府各部门提出几十件质问书以外,主要表现为弹劾军机大臣,批评指责上谕。
  1910年10月资政院奏请速开国会后,朝廷却宣布将召开国会的期限改为宣统五年(1913)。11月7日开会时,议员吴赐龄说,在立宪国家,议案表决之后,皇上裁可“不过是名义上之裁可”,没有不实行的道理。“今本院具奏案主张明年速开,而王大臣议定要宣统五年,则这议案效力全失,所谓资政院‘立议院基础’‘养议院精神’者何在?”他指责清廷违背以前的许诺,他的发言赢得场内一片掌声。
  11月8日,资政院上奏湖南发行公债事件,指出巡抚杨文鼎不交谘议局议决,显系侵夺谘议局权限,应令其将原案交谘议局议决,并给予处分。当天,军机大臣副署的谕旨说,杨文鼎未交局议,系属疏漏;既经议定,奉旨允准,着仍遵前旨办理。谕旨在会上宣布以后,民选议员指出,谘议局章程属于国家法律,军机大臣副署谕旨“仍遵前旨办理”,就是“以命令变更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谘议局亦可以不必办,宪亦可以不立”“似此无法律可守,不如就请皇上解散资政院”。大家一致要求暂时停议,请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到院答辩。军机大臣奕劻没敢到院。
  11月20日,资政院上奏,广西高等警察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案,应照民政部章程不收外省学生办理;云南盐斤加价案,总督应交谘议局议决,未议决之前应停止施行。当日旨下,前者交民政部察核具奏,后者交盐政大臣察核具奏。资政院上奏的是请旨裁夺事件,准与不准应当由皇帝直接裁决,而上谕竟委诸行政衙门察核,轻蔑资政院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1月22日会议开始,议员们就撇开议事日程表,纷纷发言,交相指斥军机大臣。易宗夔说,立法机关是独立的,不能把我们议决的议案交行政衙门去察核,军机大臣副署的两道谕旨,是“侵资政院的权,违资政院的法”,应该弹劾。他的倡议得到热烈支持。许多民选议员指出,现任军机大臣不足以辅弼皇上,必须撤换;为了保全资政院的资格,必须尊重法律,“今天对于此事必须存一个不怕解散的决心”,一定要弹劾军机大臣。随后,政府特派员出来代表军机大臣进行解释,欲加以调和。吴赐龄又发言,“此次弹劾案如军机大臣自己见得不是,就应自己辞职;若以资政院为不是,就应奏请解散资政院,断无调和之理”。黎尚雯紧接着说,“我们与军机大臣势不两立”。发言至此,议员们通过了具奏弹劾军机大臣案。
  11月25日,朝廷颁下一道谕旨,广西、云南两事均依院议,希图资政院取消弹劾。这道上谕在资政院会上宣读之后,议员的意见发生分歧。有的认为既已奉旨依议,弹劾奏稿应该取消。有的议员认为近年内政外交弄得这样坏,都是由于军机大臣不得其人,现在军机大臣既然不负责任,就不应当用他们主持国事,仍需弹劾。后来虽然没有弹劾,但仍上奏,并尖锐地指出,军机大臣不负责任,受禄惟恐其后,受责惟恐其先,徒有参预国务之名,毫无辅弼行政之实。请迅即组织内阁,并于内阁成立之前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担负的责任宣示天下,使其无所诿卸。
  同一天,军机大臣联袂奏请辞职。摄政王载沣颁发两道硃谕,一是慰留军机大臣,二是不让资政院过问相关政事。第二道硃谕是,“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暨设立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著毋庸议”。
  议员们非但没有被殊谕训斥所吓倒,反而产生更大的对立情绪。次日会议一开始,李素就发言说,“硃谕的意思,似乎以本院为不知大体,擅行干预,我们何必自己取辱”“解散倒觉痛快”。易宗夔说,从前的谕旨是军机大臣署名,议员可以说话;这回是硃谕,“我们就没有说话的地方了”。由此看来,以后议决的一切议案“一概都归无效了”。“不但资政院绝无用处,就是以后的国会都可以不要了。这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积极的专制,什么资政院,什么国会,什么立宪,都可不要;还有一个不得了的结果,这个人民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拿出他的暴动手段来”“所以我们要想个法子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如不准,就解散资政院。
  吴赐龄说,“军机大臣平日将‘君主大权’四字附会欺哄皇上。遇事便抬出‘君主大权’,使旁人一句话也不能说,所以把这两道硃谕看来,愈见军机大臣欺君误国之罪”。汪龙光说,“军机大臣一经责难,对于上则以辞职为要挟,对于下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一般议员谁敢与皇上相对?将来必至无事敢议,无口可开,势必由立宪复返于专制,宪政前途非常危险”“此次具奏要把立宪的要素解释清楚,朝廷如以为是,则是真立宪;如以为非,则是假立宪。不惟资政院无可存立,便连国会也可无庸开设了”。
  末代状元刘春霖也发言说,资政院不能过问军机大臣不负责任之事,“是与预备立宪很不合的”。钦选议员陈懋鼎闻听他指责了摄政王载沣,赶快插言,请其对硃谕说话留意。刘春霖慷慨激昂地接着说,“自古有直言敢谏之人,实在是国家之福”“对于硃谕不能持积极主义,就得持消极主义,既不能说旁的话,惟有全体辞职”“此次再行具奏,将该大臣等据实弹劾,就请监国摄政王收回成命亦无不可,否则全体辞职亦无不可”。辩论结束,多数通过了具奏明定军机大臣责任案。
  议员们口口声声不敢与君主“对待”,实际上处处指责批评上谕。在立宪与专制的原则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
  各省谘议局得知硃谕内容,纷请资政院再争,声明争之无效,愿与资政院同时解散,给以有力声援。
  11月28日下午的会议刚刚开始,李素就发言说,“我们此次须指实弹劾,不要再如前次之调停,方足以对天下”。邵羲、罗杰、黎尚雯、于邦华接连发言予以支持。总裁问大家要不要讨论,议员大呼无须讨论,于是上奏折弹劾,主要是说军机大臣溺职,难资辅弼。尽管奏折被留中,议员们的一片苦心并没有白费,此事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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