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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食其言  

2017-04-01 22:23:01|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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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顺治皇帝登基时才五岁多一点,是个小孩子,大权操在摄政王多尔衮手里。后来顺治帝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昔皇考上宾,朕方六岁,正在幼冲。当时诸王大臣,同心推戴,嗣绍丕基。及定鼎京师,奄有四海,于时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顺治七年(1650)冬,多尔衮去世,接着顺治帝亲政,又经过一年多的政坛风云,这位十五岁的少年天子才真正掌握了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
  顺治帝亲政后,面临各种尖锐矛盾。为此,他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其中一项就是“下诏求言”。顺治十年(1653)四月,顺治帝发布上谕,“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农民失业,朕甚忧之。意朕躬有缺失欤?祀享有不诚、诏令有不信、政事有未当欤?抑大小臣工怀偏私,重贿赂,不肯实心为国,旷废职业,以致膏泽不下逮欤?抑当言不言,不当言而言,沽名钓誉,持禄养交,无济于实事欤?抑民间疾苦无所控诉,地方各官不以实上闻欤?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见,凡有关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应兴应革者,悉心条奏,毋含糊两可,毋借端影射。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这道上谕,言词可谓恳切,期望可谓殷切。在以后的几年里,类似的上谕还发过好几次。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共同应对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应该说这是一个高明举措。
  但事态没有像顺治帝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下诏求言”遭到了群臣的冷遇。这一点,顺治帝曾多次谈及。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十六,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员,面谕说:“朕年来屡饰科道各官,据实陈奏,以广言路。乃不抒诚建议,或报私仇,或受嘱托,或以琐细之事渎陈塞责。虽巧饰言词,而于国家政治有何裨补?”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初九,他又颁旨说:“顷因亢旱为灾,朕省躬引咎,宣谕求言。原欲大小臣工,于朕躬阙失及关系国计民生利害者,指实陈奏,以图兴革。近见入告章疏,多摭拾浮泛修饰繁词,开列款数,沽名塞责,不惟无裨治理,反使虚文愈增,稽误正务。其于朕躬阙失,并内外满汉大小臣工结党循私,贪赃坏法,以及豪右侵渔、商市强霸,一切蠹政害民之事,未见确有指陈,殊负朕省改咨询实意”。此事对顺治帝影响极深,可以说是终生未能释怀。直到他行将结束二十四岁年轻的生命时,他在《遗诏》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肯听言纳,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尽言,是朕之罪一也”。也许这份《遗诏》是别人代拟的,不一定代表顺治帝的思想。但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情特意郑重其事地写入《遗诏》,表明顺治皇帝“下诏求言”的失败确凿无疑。
  如果进一步探索,不难看到,“下诏求言”的失败,根本原因不在别处,就在大力倡导此事的顺治帝本人身上。
  首先是他“居心未净”,也就是出发点不对,动机不纯。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二十五日的一个上谕说:“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十三年间,时有过举,经言官指陈,有即加处分者,有优容宽宥,而此心介介尚未全释者。事有错误,犹可改图,居心未净,政事之流弊必多”。原来,顺治帝的“引咎省躬诏谕”,是在做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虚邀名誉”,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所以对有些批评皇帝过失的话,或者“即加处分”,有的即使“优容宽宥”,心里却“介介尚未全释”。这对于握有最高独断权力的封建君主来说,抱有这样的想法是毫不为怪的。但既然“求言”只是一种姿态,就必定难以收到切实效果。
  正是由于出发点存在问题,所以顺治帝对于群臣的意见和建议,并不认真对待,往往束之高阁,置之不理。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初一,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之弼上疏说,“顺治十二年下诏求言,内外千百疏,部复未见施行。臣请此次应诏章疏,倘有事关大利大害、宜因宜革者,祈皇上俯赐裁决”。一方面指责群臣“虚文塞责”,一方面对群臣的章疏视若无睹,不理不睬。对于顺治帝这种叶公好龙的做法,大臣们自然不会有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但更重要的是,顺治帝在自食其言。“求言”时,他要求大家“有官守者,必尽其职;有言责者,必尽其言”,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二十八,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因为“水旱相继”,检讨政治得失,在奏折中历数多尔衮开国时的种种功劳,认为对他削爵藉产,“毁灭过甚”“其中不无冤抑”,提出“赐之昭雪,复其爵号”。多尔衮曾经是顺治帝的最大政治威胁,或者说是他的头号政敌。为多尔衮平反,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于是他“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斟酌密议具奏”。大臣们揣摩上意,给彭长庚定了个“阳应求言,阴图枸乱,违天悖上,紊乱朝纲,煽惑国家,情罪甚大”的罪名,本拟“斩立决”,看在“系奉旨条奏之时”,从宽免死,给了个“流徙宁古塔地方”的处分。这决不是孤立的个案。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就上奏说,“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职掌,即百职诸司,感事忧时,岂无一得之见,况求之使言,谁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于不敢。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过因祸福利害横于前,诛殛放流迫于后尔”。有一个叫李森先的御史,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皇上孜孜图治,求言之诏屡下,而两月以来,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不肯进言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尔”。不给想象,上书言事必须随时冒着“诛殛放流”的风险,官员们怎能不“以言为戒”呢?
  可见,要想真正广开言路,让群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必须要有真诚的态度,不做表面文章,不“虚邀名誉”;还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合理的意见,做到择善而从;更需要有宽阔的胸怀,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特别是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而不能以言治罪。但对于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来说,要做到这几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顺治帝“求言”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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