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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之明  

2017-04-01 00:42:52|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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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27岁时进士及第,后即被拔进翰林院,在中央任官。1849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前夕,曾国藩担任礼部右侍郎。翌年,道光皇帝驾崩,出殡大葬,就是由这位礼部右侍郎主持仪式。这和曾国藩抑郁的性格非常一致,他办起丧事来有条不紊。
  1852年,曾母去世,曾国藩回湘乡守制。在曾国藩守制期间,太平天国起义军已从广西出境,进攻湖南长沙。因久攻不下,掉头转进湖北攻陷武昌。江南一带几乎被太平军席卷。湖南巡抚张亮基急得要命,正好这位中央高官归省在乡,便把曾国藩拉出来办团练,召集湖南各地子弟,加以训练。这是地方义勇军的一种,用来保乡安民。曾国藩任吏部左侍郎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兵部侍郎,多少懂一点军队的规矩。
  当时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大明军队闻风丧胆的八旗兵,入关以后,以征服者的地位养尊处优,渐渐将锐气消磨殆尽。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役,八旗兵根本不堪英军一击。从这时起,清朝兵力的衰弱便完全暴露在民众眼前。
  曾国藩看在眼里,深深感到清军的腐败,他开始高标准、严要求地办起了独立军团即后来的“湘军”。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控制他的军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二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1854年3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共一万七千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也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首次出动迎战太平军,曾国藩写了一篇著名的《讨粤匪檄》,说明湘军的立场,强调湘军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救被掳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祗之憾,也为传统文化而战,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咸丰四年(1854)四月,湘军出师不利,一开始就打了败仗。曾国藩带领湘军攻打岳州,准备东下,却被太平军当头一棒,不得不逃回长沙。太平军将长沙的湘潭和靖港团团围住。按照原定计划,湘军水陆两师拟攻湘潭,但忽然有长沙乡团前来请兵,说靖港太平军防备松弛,曾国藩被乡团说得怦然心动,便亲率水陆二师和乡团会攻靖港。
  这一仗,湘军水师被太平军打得一片大乱,水勇溃散,战船三分之一被焚被掠。亲自督战的曾国藩气得在靖港对岸的铜官渚,一连三次当众自杀,但三次投水,被部属救回长沙。就在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写好遗嘱,决计四度自戕之时,从湘潭传来了捷报,另一队湘军勇克湘潭,歼敌无数。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并未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这是太平军出广西之后在长江一带第一次遭受大创。这一次胜仗把湘军的士气给鼓起来了。
  湘军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喜形于色,称赞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当时,便有一位山西寿阳出身的大学士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听了这话,蓦然变色。
  湘潭大捷,长沙之围宣告解除。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腾鼓舞、额手称庆之际,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之胜”和“靖港之败”,请奖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主动请罪,折中且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想不到清廷真地免去了曾国藩礼部右侍郎的职务,责成他戴罪剿贼。咸丰帝甚至御笔朱谕,大骂“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湘军在湘潭打了大胜仗,咸丰帝敢于不给曾国藩好脸色看,反倒施以当头棒喝,这就是有原因的。尽管曾国藩兼帅水陆两师,但咸丰帝早就对他有所提防,他委派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常驻曾国藩水师,又命令湖广总督满人台涌跟曾国藩的陆师会合。咸丰帝处处拿捏着曾国藩。然而,湘军此时越战越勇,太平天国将亡未亡,曾国藩的势力弥漫江南半壁江山,手上又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咸丰帝又不得不重用曾国藩。
  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咸丰帝面前说出了这一番话。祁隽藻等于是揭开了咸丰帝的疮疤,大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当皇帝的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清廷十万火急,檄调曾国藩麾下的一员能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一支部队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至于“理”,则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不要太离谱也就可以了。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至于大清帝国的前途,不关我们的事。
  1861年,咸丰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偷偷地纳了一房小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此语可谓彰明昭著。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存在种种不满。
  据说当时确有不少人劝曾国藩做皇帝。例如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反而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的门生、得力干将彭玉麟,在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时,就曾派亲信送给他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面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得信后怕人看见,马上将信纸搓成一团,咽进肚子。这都说明,曾国藩的周围已经有了拥立的氛围,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他竭力维持清廷,并不打算建立以他为首的汉人政权,自然有着他自己的理由。
  第一,从他《讨粤檄文》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主张发扬名教的人,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这就说出他是以儒教精神来对抗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的主张。曾国藩要维持孔孟的教训,重视礼仪人伦诗书典则,就万万不敢自己取而代之,变成名教的罪人。他虽然不满清廷,却不是从民族的立场来痛斥异族的统治。如从排斥异族统治这一点来打倒清廷,自己做皇帝,他抵抗太平天国的理由也就不能自圆其说。
  第二,曾国藩认识到长期内战必然会引起亡国之祸。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所谓的“种子”,可以把它看作“民族革命的种子”。他明知由自己来干,不如由“一班正人”来做创业英雄。从办起湘军后,已经从满洲人手里取得他们抓牢了两百多年紧紧不放的兵权,又使清廷厉行的中央集权制全盘瓦解。清廷的根本已经动摇,就让“种子”们去把它推倒吧!
  第三,从曾国藩的性格和健康上面来看,他有自知之明,不想取清帝而代之。他是小心谨慎、时作反省的人,又是任劳任怨、想做完人的人。从性格上来看,曾国藩不是做皇帝的角色。再从健康上来看,五十岁起,他就患有疥癣的痼疾,疥癣发作时奇痒,又患有失眠病,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精神衰弱,与日俱增。到六十岁,左眼又失明,看书下棋都不方便。
  曾国藩既无称帝之心,也就不想拥湘军而自重。他把湘军遣散,以解除清廷对他的猜疑。但他完全没有军力作为后盾,也就既无发言权,又无安全感了。因此,他就把自己培养出来的李鸿章加以温存,由李鸿章来继承他的势力。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六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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