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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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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古代中国灿烂的人文之光  

2017-03-05 10:17:49|  分类: 读史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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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春秋之际孔子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观点后,“知生事人”就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精粹所在。历史的发展进入战国阶段,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急遽变动,诸子百家反省过去,批评现状,展望未来,纷纷发表各自见解,一时百家争鸣,繁花绽放,思想各异,多彩多姿。战国时代是一个“人”的时代,神已退隐。
  孔子敬天爱人,以人的行为和人间世界作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在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在这一方面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孟子依然敬天,他对滕文公说君子创业垂统,为的是代代相继,至于能不能成功,那还得依靠天命。孟子认为,舜有天下是“天与之”;但是敬天之外,人的行为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接着对滕文公说,至要者努力实行仁政罢了。至于天使舜有天下,亦非“谆谆然命之”,而是“天不言”,需要通过人的德行和政事来表示,所以天理在人间。孟子的人性论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扩展出来的,他说,“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是懂得人的本性;懂得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都不三心两意,只是培养身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孟子把眼光投注在人间,他认为人一旦顺理而行,所接受的便是正命。“正命”,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粹。
  荀子在这方面的看法又有新的发展,他认为“天行有常”,他把天视为一种规律,以合理的行动去对待则吉,以错乱的行动去对待则凶,所以人不可以怨天,能够明天人之分的,才可以算是“至人”。君子只是认真做着可由自己做主的事,却不去追求那属于天道范围的事情;小人正好相反,弃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他又认为把天看得非常伟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当做一种物来畜养它;顺从天而颂扬它,不如掌握和控制天的变化规律来利用它,要是放弃人的力量而指望天道,那是不符合万物之情的。荀子的这种看法,已经达到了人文思想的极致。
  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宗教人文化思想也被后代儒者发扬光大。荀子认为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并不是以为真会求得什么东西,只是国家表示重视灾害、顺应人情的一种文饰。如果把这些行为看做是一种文饰则吉,要是认为当真有神则凶。《礼记》中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大戴礼》中也有同样的观点,“率而祀天子南郊,配以先祖,此所以教民报德不忘始也,率而祀于太庙,所以教孝也”。把祭祀看成是绝对伦理意义的表现,这也是人文思想的重要内涵。
  强调万物自然的道家,则把“天”哲学化了。老子、庄子的天,都是没有意志力的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样的天,完全摆脱了宗教的意味。即使百家之中最具有宗教性、最重视鬼神的墨家,也依然是站在事鬼神的目的在于事人的立场而立论。墨子“尊天事鬼”,乃因天和鬼都是赏善罚恶,所以他不迷信命运,反对宿命论,而所谓祭祀,那更是“古者圣王事鬼神,祭而已矣”。祭祀绝非求百福于鬼神。墨子的这种宗教情操,也是一种人文精神。
  《周易》的思想深植于中国人心,其书之完备,缘于长时间的集体创作。易原是卜筮之书,从每卦卦辞及卦的各爻爻辞,演进到充满哲理的易传十翼,恰可作为中国人文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的具体表征。关于《易经》的问世,“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这两句话已点出《易经》所包含的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下的戒慎之心正是人文思想发展的一个基础。这种忧患意识与戒慎心理并非对神发生恐惧,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原罪观念大不相同,它引发出来的是畏天修德。卦爻辞中所说的“亢龙有悔”“履霜坚冰至”“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劳谦君子,有终吉”“有孚改命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等等,都是在卜筮的同时注入了深刻的人文精神。至易传十翼,原有的忧患心理更加发扬,成于战国的“系辞”说,《周易》这部书人们是不可以离开它的,只有适应它的变化,“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已经很明显指出人的行为决定吉凶祸福,戒慎之心就是要养成“临事而惧”的行事态度。易传十翼更重要的地方是把以论天道为主的《易经》,加上了人道,也就是把世人的眼光从天上拉回人间,所以易传虽明天人一贯之道,但下手处必从人事说起。“序卦”也是战国时期读书人的作品,旨在说明天地万物化生以及六十四卦的次序为什么那么安排的理由,其中所透露的消息,一言以蔽之:人的行为造成卦的变化。此外,“系辞”上下假托“子曰”来讲说各卦爻辞的,上系有七处,下系有十一处,谈的都是人事,根据爻辞来说明人的行为应当如何。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易经》原在“弥纶天地之道”,至易传,所论重心全在人道,由天道而人道,正代表着中国人文思想的发展,也深合“知生事人”之义。
  至于如何知生事人?至要功夫全在于修德,这也是中国人文思想的主要内涵。孔子以仁为人自作主宰的基本条件,所谓做人就是实践仁。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人只要通过行为的修炼,是可以接近真理的,这又与“原罪”意识下的宗教虔信大异其趣。在孔子之后,战国诸子在道德哲学上都有所新创。即以《周易》而论,“系辞”下在“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句下,列举九个基本卦,都以修德为主;“象”的作者,在解释各卦时,屡屡以德为言,修德所以防患。所谓读《易》可以无过,可以“乐天知命,故不忧”当作如是解。易传十翼的作者以“德”义来发挥《易》的真谛,建立《易》的道德体系。道德哲学的丰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质。
  爱民思想是中国人文思想的另一内涵,是“知生事人”所要落实的地方。战国时期各大学派,除法家外,均以爱民为念。墨子主兼爱交相利,非攻伐奢侈,倡国家百姓之大利。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他的最高理想就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庄子主张自由、平等,他说过,“顺物自然而无私容焉,而天下治矣”。孟子认为,统治者应当省刑罚、薄赋敛,不夺民时,为民治产,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把爱民思想带到了孟子学说的顶峰。荀子认为,君主必须重视民意,“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所有的这些,都奠定了中国爱民、重民、利民的政治思想传统,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精神。
  从商周以迄春秋,中国人文思想由萌芽而开花结果,至孔子作一总结,进入战国后,终于绽放出灿烂的人文之光。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人文思想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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