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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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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主战派误国  

2017-03-31 09:56:44|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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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7月14日,大清帝国收到了日本的通牒,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兵。自这一年的春天朝鲜东学党作乱以来,东北那个属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此时日本在朝鲜已屯兵万余,而大清帝国驻扎的兵力仅有2500人。驻扎在朝鲜的直隶提督叶志超发来急电,说要么水陆军齐发,守备朝鲜,要么从朝鲜撤军,在国际道义上陷日本于被动。如此不进不退,实为下策。朝堂上下,议论汹汹。在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带领下,一批学士、御史疾呼对日一战,“速行决战、先发制人”,打击东邻小国的嚣张气焰,维护大国的体面。然而这些主战者,多半不知军事,也不知国际政治,只有表面上的大义凛然。
  1894年7月15日,64岁的翁同龢、74岁的李鸿藻奉光绪帝旨意,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商,准备应对朝鲜的危机局面。
  此时,朝鲜的战事已经不可避免。在此之前,主持北洋的李鸿章已经意识到军事上不敌日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化解危机。自当年六月,李鸿章频繁联络英国、俄国公使,请他们出面调停,并与日本多次交涉。但是李鸿章低估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一切努力最终未能奏效。
  中日在朝鲜对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此时,大清帝国的主战派依然沉浸在盲目的虚骄与自大中,一股莫名其妙的乐观主义洋溢在朝堂上下。这些主战派中的大多数是朝廷的言官,被称为“清流党”。清流党人标榜风节,评议时政,指斥当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这些人多半出自科举正途,熟谙章句旧学,但对洋务和世界情势一无所知。
  当时的户部主事裕绂上奏说,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没有土地之大,人民之富,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御史叶应增则用一套仁义天理来解读中日局势,说“此次用兵,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大清帝国顺应天理,则“胜之权当亦必可自我操也”,日本以残暴对抗正义之师,必然会自取其祸。
  主战派对敌手的情况一无所知。事情还不止于此。主战派官僚不仅认识不到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国力增长,反而认为维新之举使日本内部混乱。御史叶应增认为,日本自明治以来学习西方制度,“然其于西洋则有私借国债未偿,于本国则有自由乱党未清,外强中干”。编修曾广钧说,日本仿照西方法度设立议员,不仅没有收到公论是非的好处,还“徒开纷纭把持之风”,陷入内耗。还有人认为,日本“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帑久虚”,无力支撑一场对抗大国的战争,而一旦开战,日本国内必然人心溃散、朝野纷争,中国可以坐等日本败于内患。礼部侍郎志锐更加乐观,他认为,“统欧亚各洲而论,日本最为小弱”,如果大清帝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世界强国之路。编修曾广钧甚至直言对中日战争“窃喜”,因为中国可以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不仅将东方的卧榻之患除掉,西方列强也会慑于中国之强大,不敢再窥伺中华。
  当时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向英国政府报告清国舆论时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主战派对于大清帝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不知晓。他们只有模糊的印象:清国大,日本小;清国人多,日本人少。清国到底能否与日本一战,凭借什么与日本一战,则无人关心,如何调兵,如何筹饷,更无人参谋筹划。当时的亚洲第一舰队与日本相比已经居于下游。北洋水师主力仅有八艘军舰可用,且舰龄较老,多年执行巡逻任务,锅炉损耗,年久失修。而日本海军一直在增购新舰,航速、火力都在北洋水师之上。1894年7月4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给李鸿章发电报,申请率战舰至汉江一带巡弋,李鸿章回电说:“此不过摆架子耳……人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
  在北洋军中,对实力士气均难以抗衡日本已是共识。至于大清帝国的陆军,虽然号称百万,但是作为国家正规军的25万八旗兵和40万绿营兵早已腐朽透顶,全无一用。可堪一战的,只有北洋淮军38000余人,加上驻扎在奉天的奉军、直隶练军中一部约14000人,总计不过5万之数。除去守卫炮台要塞的兵力,能够投入朝鲜,与日军作战的仅有2万5千人。
  而当时的日本,已经完成了近代化建设,具备完善的战争动员体制和军事教育,可由参谋本部统一调度指挥全国的军队。在日本本土,有12万人的野战部队可以投入朝鲜和中国战场。任何了解情势的人,都难以对中国战胜产生信心。
  早在6月25日,光绪帝就密令李鸿章,将军事应对之策具奏。李鸿章深知,据实奏报必然龙颜大怒,故一直避而不谈。7月2日,光绪帝又谕,“李鸿章练办海军有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复奏”。迫于无奈,李鸿章在7月4日给光绪帝上奏折,列举一旦与日本开战,中国的可用之兵只有北洋沿海防军两万人,绿营兵丁疲弱已久,“断难抽调远役”。
  但主战派对此一无所知。就连湘军宿将、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也犯了糊涂,说日本士兵“多系抽调而来,是驱市井之徒以犯锋镝,金鼓一震,心胆皆寒,安能当我百战劲旅?”
  对于李鸿章的“怯懦”与推诿,主战派大为愤怒。有人攻击他胆小怯懦,或称其别有用心,更有大臣上奏,说李鸿章年老昏聩,性情乖异,请求朝廷予以撤换。
  翁同龢的学生王伯恭曾反复劝阻老师,告诉他中日之间万万不可开战,翁同龢却不以为然,反倒笑他书生胆怯。王伯恭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且器械训练,百不如人,何可放胆尝试?”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次扫荡大敌,如今北洋海陆军都如火如荼,难道不堪一战?王伯恭还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现在确知我们不如日本,哪能指望胜利?翁同龢说,我正要试试李鸿章的本事,将来整治他就有余地了。
  可见“主战”与“主和”不仅仅是国家利益问题,还是政治斗争的关键。
  翁同龢也不是不关心战事。但是许多主战派不知己,不知彼,只知道纸上谈兵,于是奇谈怪论层出不穷。有“爱国者”提出,派兵到日本本土,围魏救赵,以十万水师游弋于各个海口,作为疑兵。再分五万人到琉球,伺隙而攻,相机而进,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然后胜算可以独操”。
  又有人说,可以把北洋、南洋水师的铁甲舰、鱼雷艇、蚊炮船首尾相连,一直向东开到对马岛,截断日本海军的后援。驻扎朝鲜的日军归路被截,就会不战自溃。这支“连环舰队”还可以直捣长崎,使日本海军煤源断绝;再直捣神户、西京,将日本国横断为二,首尾不能相顾。接下来,清军再攻破横滨,震动东京,迫使日本迁都,则“全国可传檄而定矣”。
  甚至有人建议,征发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民风剽悍之地的“凶悍徒卒”,以高官厚禄赏赐之,命令他们从福建、广东一带渡海,到日本横滨上岸,或者绕道东北,由本州岛东北部的新漏登陆,分几路骚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
  这些荒谬之论却在主战派官员中颇受欢迎,包括最积极的主战派翁同龢。他将其中一些“克敌之法”抄录收藏,似颇有兴趣。
  然而等到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再到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无论是翁同龢还是他所领袖的主战派臣僚,除了高喊战斗到底的宏论,以及指责李鸿章畏怯无能、用人失察以至于骂人“汉奸”“卖国”之外,没有提出过一条可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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