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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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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史文化的延续  

2017-03-03 01:19:00|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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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是上继孔子、下启仕林,在巫史文化传统延续、演变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之一。
  孔子标志着从巫到史转变的萌芽。孔子本身就精通巫史知识,可以说也是接续他之前的巫史文化而来的。但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巫史们早已不是像半神—样被人们敬仰了。他们原来统驭人民的权力被行政官员剥离了,与神沟通的特权又伴随血亲社会关系的强化而削弱。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就就这样被社会、历史湮没,还想参与社会高层事务,所以这些知识阶层的人们转而另觅出路,将“礼”作为社会、道德、伦理的大境界推了出来,巫史文化进入了—个讲“礼”的时代。
  司马迁就是接续孔子另谋出路的—个人。司马迁也是巫史文化延续的重要人物,他的巫史文化背景比孔子更实在。司马迁的先祖曾经当过周王朝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又在汉朝作太史令,司马迁与巫史文化有着家学上的渊源。
  汉初,太史令需要掌管文史星历,并不专门编撰史书。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位天文学家,曾与壶遂等人共同参与过太初历的修订,也就是说,司马迁担当着巫史的本职工作。但是司马迁毕竟不同于早期的巫史,不像他们那样笃信神明,以祈福避祸。他更是把一些神异性的东西剖开来,亮给世人看。《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陈胜、吴广“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这个故事,点明了“神异”源于“人为”。司马迁对鬼神的态度比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更进了一步,明显不同于原初的巫史。
  司马迁的工作性质,也有与巫史相同的地方。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而这项工作原本就是巫史职务的中心内容。可见司马迁虽然不是原初的巫史,但可以说他是巫史文化的延续。
  因为生活在汉初,所以延续的方式有所不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多次将自己的《史记》与孔子的《春秋》相提并论,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是与孔子相通的,因而《史记》可以作为《春秋》的接续。
  司马迁与孔子一样,都是发愤著书。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乃因史记作《春秋》”。司马迁则因李陵之祸而遭腐刑,“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与孔子一样,都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希望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能够垂名于后世。司马迁被李陵事件牵连之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孔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的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再一次重现。而这种高度的责任感与巫史们对社会负责的情结有一定的关联。上古时期,凡国家大事必有祭祀,祭祀必有巫史参与。巫史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所说的,虽名为神的意旨,但毕竟有他们的加入,自然会觉得事之抉择与“我”有关,自然也会形成因为国家与“我”命运交关,所以一定要对国家负责的一种心理定式。孔子、司马迁的责任感正是这种传统巫史心理定式的表现。虽说在统治阶层眼中,巫史地位日趋衰落,但巫史们的这种情结却没有消失。
  司马迁与孔子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虽然都选择了以史实作为表达观点的载体,但所载的内容却是不同的。孔子的著书、讲学是为了培养一种对社会有责任的士大夫阶层的力量,想恢复以前以巫史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对社会的作用,通过他们完善社会;而司马迁只是借史实发一己之言。
  孔子时代以传统的“礼”使巫史后人们加入统治集团核心的梦想在汉初更加不可能实现。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巫史后人们已经安于处在统治集团的外层。巫史阶层在原初时期的辉煌与力量,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可望而不可及。他们需要通过完善自我,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卓越的见解影响统治者,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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