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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位诏书  

2017-03-26 14:27:20|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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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由此结束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这份逊位诏书由张謇草拟,袁世凯审阅,隆裕太后发布,总体上包括四份法律文件,一份是宣统帝“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颁布的《逊位诏书》,另外的三份是,《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这份《清帝逊位诏书》,除了具有一般的政治与历史意义之外,还具有宪法的意义。这里所说的宪法,不是指古典宪法或中国意义的礼制秩序,而是指现代宪法,即奠定现代中国立国之本的宪法。应该说,《清帝逊位诏书》对“中华人民”的现代中国之塑造,起到了真正富有成效的建设性贡献。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得享这份丰厚的历史遗产,没有这份逊位诏书,就不能延续大清帝国法统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
  作为入主中原的异族,大清王朝统治二百六十多年,造就了中国有史以来地域最为庞大的帝国,经过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大清王朝积累了丰富有效的治国经验,将各个民族纳入其多元一体的政治框架之下。大清王朝在中国腹地沿袭旧制,采取传统郡县制的行政治理方式,在满蒙回藏等地区,则采取另外一套治理模式,例如,它设置的理藩院初掌蒙古事务,随着清全国政权的建立,便成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康熙年间修定《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固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除此之外,清王室还通过宗教、和亲、结盟等多种方式,进一步补充和巩固理藩院的治理体系,从而确保一个多民族大帝国的疆域完整与不同民族间的和平共处。也就是说,大清帝国建立了合二为一的两个皇权,统治汉族的皇权和统治满蒙回藏各民族的皇权,其治理方式相互独立,迥然有别。
  现代中国的构建,除了西方列强的冲击之外,就中国内部来说,其发端首先来自种族革命,即汉族人民要求摆脱大清帝国的专制统治,所以革命党人首倡的口号就是种族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口号得到中原人民的普遍拥护,为鼓吹革命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但随着革命形势的推进和革命目标的明确,革命党人已从思想意识上已经超越了反清复明的王朝政治,超越了改朝换代的理念。革命党人要建立现代的共和国。因此,革命党人开始矫正过去的建党原则,提出“五族共和”,各个民族共同参与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一个人民的共和国,把大清帝国的所有领土和各族人民都纳入中华民国的范畴。但因为满蒙回藏所效忠的是清王室,其领土管辖权属于大清帝国的另外一套制度,遵循的是大清帝国的帝制法统,所以在他们看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拥护的政权只是一个南方政权,一个汉族作为主体的政权。即便在大清帝国的有效统治时期,南方各省的治理也与他们素无关系。也就是说,革命党人的中华民国在法统上与他们没有瓜葛。
  当时,政治形势非常危急。西方列强早就对大清帝国的疆土垂涎三尺,心存不轨,英国觊觎西藏,俄国图谋新疆和蒙古,日俄争夺东北。在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统治垮台之际,西方列强更是借机煽风点火,威逼利诱,加快了他们分裂、蚕食我中华疆土的步骤。当时满清贵族就有人提议退出中土返回东北,建立新的满清政权,脱离中国以求自治,而肃亲王善耆竟然与日本浪人联合,试图劫持宣统皇帝,在东三省建立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相比之下,反对清帝退位的还不是满族宗亲,而是蒙古贵族王公,由于满蒙结合是清廷两百多年治理蒙古的基本国策,“满洲认同”凸显了蒙古王公在清朝的特殊地位,清廷如若倾覆,蒙古将不复存在。因此在大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蒙古上层王爷贵族内部就出现两派,一派受俄国唆使,试图投靠俄国寻求庇护;另外一派则继续追随清廷,恪尽忠诚。此外,西藏的达赖喇嘛也在英国人的挑唆下,煽动藏族僧俗群众发起“驱汉”风潮。总之,在南北和议、《清帝逊位诏书》颁布之前,大清帝国的疆域呈现出了分崩离析之势。在此危险存亡关头,清王室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的事实,屈辱而光荣地退出统治地位,将一个偌大的帝国疆域连同各民族对清王室的忠诚、臣服,和平地转让予中华民国,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构建,为国家领土疆域的完整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帝逊位诏书》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以大清帝国的主人身份,稳定、安抚满蒙回藏各族之心,尤其是各族上层王爷贵族之心,以便将大清帝国之全部统治权以及其法统,禅让给中华民国。这份逊位诏书正文明确写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此外,三个优待条件也旨在“和平解决”逊位让权问题,其中的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包括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等等,皆是处置大清帝国之中华疆域传续给中华民国的妥当方式。诏书“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现实的情况也是如此,逊位诏书颁布之后,旋即就基本平定满蒙回藏各族上层贵族的离乱之心,善耆等个别清室贵族独立退守东三省的设想不攻自破,蒙古也平定了个别王公投靠俄国的叛乱,追随清室归顺中华民国,而西藏出现的“驱汉”事件也随着五族共和与中华民国的创建,失去了肇事、分离的理由。
  当然,逊位诏书也有传统王制的古之君主“重在保全民命”“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吉圣天下为公之义”的思想,但核心主旨却是赞同“人民”主权的现代共和立宪国体,它所宣示的“人民”,便是五族共和的人民,便是中华人民。
  这份诏书,对于中华民国的国体塑造和中华人民的主体塑造,其真实的宪法价值不亚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以说,《清帝逊位诏书》是一部宪法性的法律文件,与《临时约法》一起构成了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宪法性法律,共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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