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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李慈铭的收支状况  

2017-03-25 01:38:39|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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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慈铭(1829-1894),是清代末年的大名士。从咸丰四年(1854)到光绪二十年(1894),他坚持不懈写了四十年的日记。这就是著名的《越缦堂日记》。在这部日记里,李慈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收支状况。
  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李慈铭被授予户部江南司郎中一职。户部是总管全国钱粮的部门,被称为“富部”。江南司是户部第一司,也称“头司”,因为它主管全国赋税最多的江南省,而且兼管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的奏销事务,以及各省动支“平余”银和地丁逾限事。按理说,这是个肥缺,有很多油水可捞。然而,从这一年的日记内容看,李慈铭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李慈铭这一年的工资收入是135两银子,而李慈铭这一年的总支出,却高达2000两银子。相差如此悬殊,个中自有奥秘。因为李慈铭有其他收入,比如馈赠、印结银,比如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修等。
  馈赠,是指清代地方官送给京官的冰敬、炭敬和别敬。本年度李慈铭所得的这一类收入总共是418两银子。冰敬、炭敬,就是夏天送冰、冬天送炭的意思,时间大致在端午前后和春节前后。从送礼的时间节点看,这实际上是过节费。
  印结银,本年度李慈铭总共收到346.1两。清代各省人士到北京办理捐官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身世、履历等申请材料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了印的保结文书,这就是“印结”。要得到印结,需要付一些银子,这被称为“印结银”。
  乡贤祠外官捐银,本年度李慈铭有两次这方面的记录,总共138两;另有性质类似的越祠团拜费60两,加起来达到198两。这笔收入来源于纪念同乡中有德行、有成就的杰出人士而设立的基金会。由同乡中的地方官捐献,其纪念聚会剩余下来的钱便分给了京官。
  书院束修,类似当今的兼职教授收入。李慈铭的书院束修来自天津的问津书院和三取书院。这两家历史悠久的书院,其日常费用来自长芦盐运使衙门。本年度长芦盐运使贺良栋送给李慈铭束修1087.1两,另有端午节节敬16两,以及预付次年的聘金12两,总共1115.1两。
  以上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修等四项收入,共计2061.2两银子,加上工资135两,本年度李慈铭的收入总额达到2196.2两。当然,像俸米以及别人送的各种实物礼品不计在内。
  李慈铭光绪十三年的收支情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清代京官日常生活的典型案例。案例的后面,则隐藏着大清帝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年度李慈铭得到了135两银子的薪俸和养廉银,以及几石米,这些正项收入,对于他的生活来说是车水杯薪,根本不够用。
  李慈铭在光绪十年主讲北学海堂之前,每年都是入不敷出,靠典当和借钱过日子。请他当主讲,是李鸿章的特意安排,年薪1200两银子,是当时同类职务的最高纪录。有人认为,李鸿章给李慈铭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李慈铭的名气和信口臧否人物的性格起了作用,李鸿章不想遭到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清流人物的批评。李慈铭也的确没有批评过李鸿章,即使后来身任御史,别人都对李鸿章提出激烈批评的时候他都一直三缄其口。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不正常,所谓吃人家的嘴短,书院的束修解决了他的生活难题,他不能不记这个情。问题在于,即使这些束修只是对他的学问和教学工作的合理报酬,那也只是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才有的收入,其他官员既没有他这样的学问,也就不可能有这项收入,而没有了这项收入,他们必然入不敷出。
  在此以前,李慈铭一直处于候补状态,在候补之前属于“行走”。候补拿一半工资,“行走”则没有工资。没有工资倒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工资本来就不多,重要的是“行走”和候补连正式职位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自然就不会有人巴结奉承。
  据光绪十三年官员名录《大清缙绅全书》秋季本记载,光是李慈铭所在的户部,就有七品以上的“额外司员”429人,其中郎中这个级别的待岗人员也有82人。这些人都是在户部“行走”,他们人数不少,全都没有收入来源。李慈铭在户部“行走”多年,此中体会很多。
  李慈铭在光绪五年(1879)六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酸溜溜的话。李慈铭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去拜见,然后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
  与李慈铭同时代的何刚德(1855-1936)曾经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他也有与李慈铭相似的体会。何刚德说,地方官给京官送炭敬、别敬都是看人下菜,趋炎附势。本来,地方官送炭敬,是“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而“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慢慢的就只看官位而不怎么看交情了。至于别敬,“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在北京,那些五品实缺之下的各类小京官,“沾丐”都不容易,怕是真要受穷了。
  李慈铭任户部郎中时,他的上司户部侍郎的经济状况就大不一样。光绪五年,王文韶任户部左侍郎,并入值军机处。从《王文韶日记》可以看到,他的正项工资也不高,一年还不到200两,可工资外的补贴仅“饭银”一项就高达26373两,是工资的130倍。
  由此可见,所谓京官的“穷”,关键是看他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靠捐钱买官而处于“行走”和候补地位的没有实权的小京官,哭穷是必然的。
  京官,特别是下层京官的日子不太好过,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从京官的实际生活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太差。清代末年,老百姓一家每年如果有几十两银子的花费,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而京官一年花费300多两银子才算是“勉强自给”,显然这是持着不同的生活标准。京官的穷,是假的。京官的穷,与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关。
  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代读书人张宸在他的的《平圃遗稿》中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京官几乎每天都要聚宴,这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也有所反映。李慈铭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不大,即便如此,也已经是你请我我请你,除了生病,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这方面的花费,仅仅是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每年就要160两。每次的饭钱大致二三两,这意味着李慈铭自己请客达到七八十次,差不多是五天一次。如果是五六位朋友互相请客,那么就是每天都要在饭店吃一顿饭。这就是清代末年京官生活的特点。
  此前十年,即光绪三年,李慈铭曾经因为他的弟弟去世而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因饥寒而死,他对此负有责任,离别七载,他寄给弟弟的钱还不到十两银子,而自己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每年要用一百多两银子。最多的一年即光绪十一年竟高达68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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