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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间谍刘鹗  

2017-03-24 01:32:07|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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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于1908年6月在南京被秘密逮捕后流放新疆。第二年,刘鹗因患脑溢血,死于迪化狱中。
  1908的6月17日,道员杨文骏到南京谒见两江总督端方时,转述了袁世凯的意旨,嘱拿刘鹗解京。袁世凯列举了刘鹗的三大罪状,“一是戊戌垄断晋滇矿利,二是庚子盗卖仓米,三是丁未年私运韩盐”。于是,袁世凯要求端方密饬查拿,“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该犯所有产业,著两江总督查明充公”。其实,此案值得怀疑的细节不尽其数。加在刘鹗头上的三宗罪,全都不靠谱。
  第一宗罪,指的是刘鹗于光绪二十四年间借款办矿,并希图承办云南矿务,说他“垄断矿利,贻祸晋滇”。实际上,尽管刘鹗确实参与了山西开矿章程的制定工作,亦提出“借洋款开办”的主张,却谈不上自行垄断矿利的罪状。当时开采矿藏,由于“土法土匠”工艺不精,也缺乏资金,引入外商开采、中洋分利,是当时大江南北的通行做法。刘鹗之过失,至多在于“原订借款章程,尚多遗漏”,而其谋利之罪,“均属言之过甚”或“多有附会”。
  第二宗罪,“庚子年盗卖仓米罪”也同样不成立。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京城。留守京城的王公贵族黎民百姓都只能向列强官兵求粮乞食,或请求赫德为首的联军允许他们向各地采买粮食。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鹗响应上海救济善会之倡议,志愿入京救急,并捐出两千银元,购得仓米约两万石前往北京。随着庚子协议签定,情况好转,刘鹗购买的仓米还剩余约七千石,便以平价出售,换回部分钱款。此举在当时亦经过朝廷批准,谈不上“盗卖”,何况这些仓米原本是刘鹗自行筹款所购。
  第三宗罪,“丁未年走私韩盐罪”同样存在诸多漏洞。刘鹗确实曾于1905年前后,与日本人郑永昌合作开设精盐提炼公司,打算制炼精盐运销朝鲜。然而这笔生意最终并没有做得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刘鹗的交易伙伴郑永昌当时是日本驻天津领事,刘鹗由此开始屡屡赴日游历,并与日本使领官员开始了一些交往。据考证,刘鹗实际是受到了当时“高钟间谍案”的牵连,涉及通日告密之类的“危害公共安全罪”。
  高为高子谷,系刘鹗的妻舅;钟为钟笙叔,是刘鹗的密友。高、钟当时均在外务部任职,两人因受贿于沙俄驻华公使璞科第,经常将军机要闻出卖给俄国使馆。不仅如此,连同日本使馆也总是能得到秘密信息。
  当时恰逢中日就辰丸号渔船进行谈判。日本公使竟早已知晓清廷底线与策略。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大惊,遂下令严查此案。由九门副提督乌确锦伪装成哑巴,投到高家充车夫侦查此案。某日,高派乌确锦送封密电给俄国使馆,遂案发。
  而刘鹗在“高钟间谍案”发后不久,便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高钟二人供出外围同伙数人,其中便包括了经常从他们手中获取秘密信息的刘鹗。据高钟二人供述,刘鹗曾经从高钟处获取关于中国铁道、矿权等事项的“政府秘不宣要件”,以手抄录后以电报或信函的形式私发给一名叫“哲美森”的商人。
  与此同时,因刘鹗与日本使节过从甚密,经常能从日本使节那里获得新的政军动向。比如,当1904年日俄战争尾声时,刘鹗便在《上政务处书》中向清廷报告了许多日、英、俄的最新动向,并向政府提出兴学养兵、经营工商等诸多合理化建议。
  就这一点而言,这位近代史上兼具政客、商人、文学家身份的刘鹗,恐怕还有着双重间谍之嫌。以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法律判断,其暗取信息、私通日本的举动,确实无法逃脱汉奸、间谍的恶名。而外务部及袁世凯之所以如此急遽而动,未审先捕,无非出于避免军事政治信息进一步泄露的需要。因此,这一点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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