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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孤独的先行者  

2017-03-19 10:19:39|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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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元年(1875),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1876年赴任,成为晚清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的外交生涯充满了悲剧色彩。
  郭嵩焘,1818年生于湖南湘阴县,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因其书斋名“养知书屋”,故人称“养知先生”。他1836年入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就读,结交校友曾国藩、刘蓉等人。以后多次赴京赶考落第,便以教书及当幕僚谋生。1847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又因父母去世,回乡居丧。此时正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清廷命令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军。郭嵩焘协助曾国藩筹建湘军,并为其出谋划策,如建议募兵筹饷、设立厘金、创建水师等。后一度任职于翰林院、南书房及充任僧格林沁之幕僚。1862年由江苏巡抚李鸿章保奏任苏松粮道,后又任两淮盐运使。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却因与两广总督发生矛盾,于1866年被迫辞职回乡赋闲。其间曾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参与编纂《湘阴县图志》和《湖南通志》。
  郭嵩焘在上海和广东为官时接触西学与西方人士,注意了解“洋情”,并处理过一些与洋人交涉事件。他主张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还提倡循习西洋“政教”和扶植“商贾”。他被清廷视为“精透洋务”之人,1874年受清廷召见后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
  1875年2月,英国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中英之间的交涉,史称“马嘉理案件”。清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答应派大员赴英“谢罪”。1875年8月28日,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其最初的使命即是为马嘉理案件赴英谢罪道歉,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屈辱色彩。清廷同时还命其“署兵部侍郎,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行走”,参与外交事务。郭嵩焘上任前曾上疏建议将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被封建士大夫们攻击为“辱国”。友人们多劝他谢辞使命,有人为其感到惋惜,说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之可惜”。也有人怜悯他“费力不讨好,亦苦命也”。甚至还有人写对联攻击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外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胁迫,内遭封建士大夫的非难,身心疲惫。他屡次以年老体弱有病为由请辞使命,未获清廷允许。1876年9月6日,慈禧太后亲自召见郭嵩焘,对他说:“此事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还说:“你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话,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无法再推辞,只得忍辱负重抱病出行。
  郭嵩焘率首届驻英使团于1876年12月从上海乘船出发,1877年1月21日抵英国伦敦。他在出使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所见所闻的西方文明及自己的感想。他把日记按要求寄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则以《使西纪程》的书名交同文馆刊行。不料该书出版后竟引起轩然大波,书中对西方文明的描述和肯定,遭到思想保守的士大夫们的抨击,连名流李慈铭也斥其为“不知是何肺腑”。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是上疏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给他扣上了“卖国”的大帽子。以至朝廷下令禁止该书发行并予毁板。后来梁启超曾讲述过这段故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作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郭嵩焘抵英后觐见了英国女王,递交了国书,并在伦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1878年2月,他又受命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担任首任驻英法公使不过两年时间,但他能认真考察和分析西方国情和现状。他曾到英国议会旁听,赞扬其“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并对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产生了质疑。他还参观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各类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实验室,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并建议中国向西方学习,开办学校,多派留学生。他还考察了英法的一些工厂、炮台和科技设施,认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在于“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这些在他的日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述,可以说郭嵩焘通过走出国门、实地考察,对西方的认识已远远超过一般洋务派官员了。他在英法还妥善处理了一些商务、教案等交涉事务,并建议在英属新加坡设立中国总领事馆。
  郭嵩焘在国外的言行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尤其是驻英副使刘锡鸿的诬陷。刘锡鸿经常向总理衙门打小报告,并罗织各种罪名诬告郭嵩焘。如他曾揭发郭嵩焘“三大罪状”,其实都十分荒谬可笑。其一是说郭嵩焘在参观英国甲敦炮台时,披上了洋人提供的大衣。他认为这是有失体统,“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其二是说郭嵩焘在伦敦宴会上,见到巴西国王,“擅自起立”。他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其三说郭嵩焘在英国白金汉宫听音乐会时取阅节目单。他认为这是“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这些本来是社交场合的正常礼节和行为,却被刘锡鸿大做文章,诬蔑为“崇洋媚外”。更有甚者,刘锡鸿后来又密劾郭嵩焘“十大罪状”,加以“藐视朝廷”“诋毁时政”“出语狂谬”“违悖程朱”“有失国体”“有私通洋人之嫌”等罪名。甚至以英国国会蓝皮书中赞扬郭嵩焘公使的一段话,作为郭“私通洋人之实证”,欲将郭嵩焘“诬以逆谋”,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实上,刘锡鸿的衣食用品也喜用洋货,他对郭嵩焘的百般诬陷,只能说明此人品质卑劣,“蓄意倾轧”。总理衙门对两人的矛盾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都加训斥,并将刘锡鸿调任驻德国公使。实际上还是打击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郭嵩焘,斥责他“固执任性”“所见殊属偏狭”。国内守旧士大夫也对其大肆攻击,以至郭嵩焘萌生退意,被迫奏请因病销差。1878年8月25日,郭嵩焘任期未满,清廷即命曾纪泽接替其驻英法公使职务。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英回国,担任首任驻英法公使仅两年时间。
  郭嵩焘回国后心情郁闷,向朝廷称病乞休。回乡途中,湖南守旧士绅竟然“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街”。他回到家乡仍关心国事,忧国忧民,曾为琉球、伊犁、越南等交涉建言献策,并在湖南倡办洋务,倡议引进西洋轮船,创办思贤讲舍、禁烟公社。尽管遭到守旧派的阻挠嘲讽,他始终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认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并批评“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虽然“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晚年曾题《戏书小像》诗曰:“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相信历史总会给他做出公正的评价。1891年7月18日,这位孤独的先行者在长沙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郭嵩焘死后,虽有李鸿章、王先谦等为其求情,但慈禧太后仍不准给他立传赐谥。严复在挽联中赞扬他“赤胆忠肝筹国是,谤满天下无损名”。郭嵩焘不愧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寻找真理的一位先行者,但又是一位因认识超前、“独醒”而屡受挫折打击的悲剧性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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